日本违法却以“公法”制约清王朝：当时日本还利用欧美国家通用的国际公法理念与主权国家思想，制约清朝不要干涉日本与朝鲜的条约。在条约第一款特别声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禁止朝鲜一直用的光绪年号。说朝鲜主权独立，禁止别国干涉朝鲜主权，声称“朝鲜乃（大日本）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并以保障朝鲜的独立借口发动战争，埋下伏笔。
李鸿章实施自任高明的大国均势，中国“与天下万国互均而维持之”：当时对清政府来说，丢失琉球不仅意味着失去一个通往太平洋的通道，而且意味着中琉宗藩关系终结，甚至预示着宗藩体制解体。朝鲜若落入日本之手，清王朝将无藩属之国了，李鸿章面子起码是要要的，也不能等闲视之啊。他结合清朝的“经验”多国侵华实力均衡，古文化中国官场的制衡之术，外加“以夷制夷”等诸策，当即作出决定，令朝鲜全面开放。李鸿章提笔疾书致信当时朝鲜有巨大影响力的李裕元，李鸿章在这封信中具体分析世界大势，以为日本自维新以来崇尚西法，营造百端，自以为已得富强之术，其实国库空虚，负债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图，以倡所费。又由于日本所处特殊地理环境，日本“有事四方”第一步，北则朝鲜，南则为台湾。李鸿章劝李裕元想想，假如朝鲜还想保持稳定，莫如“以毒攻毒，以敌制敌”，借西方诸国要求通商之机，与各国签订条约，牵制日、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