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发行的这本期刊高度保密，只有几十人能够读到，而他们恰恰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该刊物被形象地称作“直通车”，是少数能够将观点直接送达习近平主席及其政治局同事的渠道之一。
随着治理中国的任务越来越复杂，一些思想、建议渗透到高层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习近平主席号召全党提高思想水平来应对问题，并敦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近年来，中国新出现数百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大多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有关联。学者和作者们参与到更开放的思想市场中来，在制定有关高房价、贫富差距和污染等社会热点问题的政策时，公共民意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但在权力中心，思想和政策的决定性竞争则比较隐秘。西方将智库视作政府“外脑”的观念并未在中国生根发芽。实际上，相对独立的机构通常更难融入中国决策层面。与竞争者相比，它们获取的信息更少，这意味着它们的提议通常缺乏“可操作性”。此外，它们也缺少可靠的渠道直通高层。
共产党希望“大脑”是内部组织，那些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并不为大众写作，而是为一个规模更小的群体建言。最有权力的研究所会出现在中国最具影响力智库的名单之上，但它们并不与公众互动，或彼此互动，同时也不是独立的。
《思想理论内参》的隐秘表明领导层在咨询问题上的固有立场，该刊物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其中一些较早前发表的文章题目能够在网上搜到，但看不到内容，如解决新生儿性别比例不平衡、如何应对朝鲜核试验等。
在北京，能够在这些敏感问题上提出建议的只能是中央党校这类机构。由于它们大多使用秘密渠道提供建议，顾问和他们的观点之间没有什么相互作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卫说，通过少数与世隔绝的机构向高层传达理念，是这一“烟囱式”体系的主要特点。
未来十年，可能不会有中国官方机构成长为有影响力的智库，但也不会成为独立的堡垒。通常，与政府的关系越紧密，这家智库的前景就越被看好，越独立，它的影响力就可能会越小。
不过，情况可能不会一直如此。越来越多富有的中国企业家开始出资设立研究机构，这或许会为独立公共政策建议创造更多的空间。“尽管这种现象现在只是初露端倪，但隐然有大行其道之势，除非共产党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