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来自沂蒙山区的烈士梁三喜临终前没来得及说完的一句话，不是像传统革命电影所描写的那样申请入党，而是提示战友注意自己左胸口袋里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的欠帐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在这张欠帐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帐总额是620元。这个催人泪下的细节，绝不是李存葆闭门造车，当时的烈士普遍家境贫寒。人民日报发表的岩龙通讯中特意写出，岩龙的遗物里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衣破损处不少，都是小伙子自己缝补的，针脚是那么细密;裂缝的旧胶鞋补着补钉，看得出已经修理过不止一次了。人民日报后来还曾报道，岩龙家的竹楼破旧漏雨，直到烈士牺牲两年后才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拨款，当地驻军和民兵施工，修造了一座新竹楼。1979年对越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按照战士500元、干部800元，政府一次性给烈属发放抚恤金，这笔钱当时可以买几辆凤凰牌自行车、几块手表，在农村也就勉强能买一头牛。那些默默无闻的烈士遗属，亲人骨肉一去不复返、家庭未来的顶梁柱坍塌得到的抚恤就是这么多了。
活着的英雄，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留在部队很难被推荐考上军校，军队在战后停止了从优秀士兵中大规模选拔军官的做法，因此对越作战的英雄今天在部队的官阶普遍不算很高;回到地方，虽然不少人被照顾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但在步入中年后遭遇国企改革，缺少创业技能，凄然下岗。因伤残疾的，可能陷入绝对贫困，留下一个个不忍卒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