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向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此外，情治人员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很多是带着血仇投入这项工作，也有的是受到己营的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的作业惯性和心理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斩获。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乾的谷少文过去也是共产党出身，曾在山西拉出一支游击队伍。
因此，对于这些带着血仇、或手沾着血、或为对方视为叛徒的情治人员而言，从来就没有所谓投降或输诚的问题，即使是最后的困兽之斗，也终究是斗。或许，古人所说穷寇的反扑不可轻估，即为此理。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蔡乾，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四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叛离，中共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也是热切而有利的。虽然台湾的工作环境十恶劣。
同时，蔡孝乾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此后，蔡孝乾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只传说他成了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少将军官，成了继续逮捕地下党人的要员。不过没有人见过他，甚至做为台湾人，有关他的家庭、家族等等也都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那些关了几年逃过一死的党人，至今对蔡孝乾仍感愤慨和不齿，而且也充满了不解，究竟蔡孝乾在想什么?有关蔡孝乾的种种至今仍是一个谜，也是笔者所主持文史工作队伍主要的追踪对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