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曾国荃毕竟不是死读圣贤书的腐儒，当其意识到李提摩太一行并无恶意时，很快改变了态度。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那些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1878年10月，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曾国荃给其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在信中，“他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
而李提摩太被蒙在鼓里的，是曾国荃奉命调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曾国荃说：“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直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办理，先在阳曲徐沟，诸称平顺。嗣该教士闻省南灾务尤重，愿赴平阳散放，亦经分饬照料办理，均极妥协，并无河南所奏情事。”从“并无河南所奏情事”一语中可以看出，当时同为灾区的河南的官员肯定对洋教士有不利报告，清廷才下令山西方面调查，而曾国荃对洋教士则给予了与同僚完全相反的评价。
曾国荃与洋教士的交往，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李提摩太自带银两不多，但他通过日记等形式向海外通报灾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据统计，经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赈者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10万户，得到救济的人员高达25万人。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取得效果，而这与曾国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大灾中的官商群像
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称赞由做过将军的曾国荃来当灾区的巡抚是一种“幸运”，“当发现一位政府官员侵吞救济金，中饱私囊时，他下令立即处决。这种果敢的行动震慑了其他官员，缘此他使政府官员免于腐败，也使乡村不至于失序”。
1878年3月，曾国荃向清廷上了《特参州县疏》，所参的地方官吏，包括吉州知州段鼎耀、代理荣河县知县王性存、试用县丞郭学海等等截留赈灾款的官员。最有意味的是，稷山县与和顺县的两个知县仅因在灾中修理知县衙门，也受到了曾国荃的严厉处分。除了“纪律处分”，有些贪黩官吏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山西阳曲县的仓书李林儒——一个管理放赈的小吏在承办粥厂放赈中，侵盗米粮50石，被曾国荃下令就地正法。
这些在大灾之中“玩视民瘼”、“忍心害理”甚至舞弊自肥的官吏，的确彰显了晚清吏治的一些漏洞，但考虑到灾区幅员的辽阔，赈灾中调动财物的数额之巨，这次赈灾中腐败官吏的比重和危害并不特别突出。而且，大灾面前，山西“州县等官多有饔飧莫继者，且有得力之员因办赈焦劳过甚，遂至一病不起无以为验者”，如李鸿章办洋务企业的干将朱其昂、原甘肃道员张树炎、知州陈世纶、知县刘祥翰等皆在救灾中病故。据曾国荃统计，灾情发生以来，“计候补及在任正佐各员物故者，已近80员”。官吏亡故如此之多，除了灾后疫情蔓延的因素外，的确也有部分救灾官员积劳成疾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