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降，对晚清祸国殃民的罪恶列数汗牛充栋，然而，晚清历史也并非胜败双方描绘的那样非黑即白，在这当中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清代的荒政治理仍达到了专制社会下的一个高度。尤其在洋务运动(1861～1894)中期，“同治中兴”的成果犹在，晚清政府的中央及地方官员仍在为挽救腐败清王朝而付出种种努力，中外人士的交往也无多大阻滞，这时候发生的山西大旱就给了后人一个观察晚清政府效能的窗口。
被疑忌的外来慈善家
古有“荒政”，设立粥厂、平粜、放赈、组织慈善捐助、免饷减税，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政府面对灾荒的既定动作。而学界公认，清代是“荒政”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有清一代，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1876～1878)最为严重，涉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而其中尤以山西的灾情最为惨痛，并且在赈灾过程中涌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来慈善家以一种大大出乎传统中国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济事务。
面对山西大灾，清廷的反应速度不能算慢。1877年5月，刚刚到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即向朝廷提出把当年上半年的应解京饷50万两，拨出20万两作为赈灾，很快便得到允准。除了官方设粥、放赈救急外，山西民间救济活动也踊跃开展了起来。例如，榆次县巨富20余家，此次捐银14万两，但曾国荃仍嫌少，要求属下进一步加强民间募捐的力度。
尽管如此，赈灾仍然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处。有的是细节不善，如粥厂往往设于城中，“近者得食，远者不获一餐……使民奔走不遑”。当时媒体报道，“赴城领赈所须付出体力透支的代价，令乡人感到不值得作这尝试”。有的是历史遗留难题，如交通运输条件太差，使赈灾工作往往事倍而功半，曾氏感叹：“所有采买之粮，价值居其一，运费居其九，以故竭天下财力，皆销磨于脚运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参与山西赈灾并取得了成效，就显得难能可贵。李提摩太1870年来中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因其广交政坛和知识界精英，对晚清政局有相当的影响力。李提摩太于1878年初进入山西。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4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当年的日记片断，读来触目惊心。
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赈灾，在两种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当李提摩太对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为此清廷特颁发谕旨给曾国荃，要曾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朝廷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影响和制约曾国荃。据李提摩太回忆录所记，李提摩太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秘书告诉他，巡抚因为李提摩太的出现非常生气。李提摩太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2000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