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同西方的比较文学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比较文学在课堂中产生，属于学院派;中国的比较文学却产生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向西方学习的。中国比较文学就产生于这样的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事实上，“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像吴宓、陈寅恪、汤老先生和后来的钱钟书、宗白华、朱光潜等，他们都懂得怎样从中国文化出发，应该向西方索取什么，而不是“跟着走”、“照着走”。
汤老先生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他的儒家风范，他的宽容温厚始终萦徊于我心中，总使我想起古人所说的“即之也温”的温润的美玉。记得在医院的一个深夜，我们聊天时，他曾对我说，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
他好像是在为我解释“沉潜”二字，但我知道他当然是针对我说的。我本来就习惯于什么都从心里涌出，没有深沉的考虑;又比较注意表面，缺乏深藏的潜质;当时我又正处于见不到底的“摘帽右派”的深渊之中，心里不免抑郁。“沉潜”二字正是汤老先生对我观察多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我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他最期待于我的。汤老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这两个字一起，深深铭刻在我心上，将永远伴随我，直到生命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