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帖上注明，可以带夫人和子女。汤老先生就考虑，是带我们一家呢，还是带汤一介弟弟的一家?当时我们都住在一起，带谁去都是可以的。汤老先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当时可能会想，如果带了弟弟一家，我一定会特别难过，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摘帽右派”。老先生深知成为“极右派”这件事是怎样深深地伤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微小的细节，他也尽量避免让我感到受歧视。两老对此，真是体贴入微。我想，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也许还有儒家的“长幼有序”罢，最后，他决定还是带我们一家去。
于是，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上了天安门。那天晚上，毛主席过来跟汤老先生握手，说他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毛主席也跟我们和孩子们握了握手。我想，对于带我上天安门可能产生的后果，汤老先生不是完全没有预计，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为了给我一点内心的安慰和平衡!回来后，果然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老先生竟然把一个右派分子带上了天安门!带到了毛主席身边!万一她说了什么反动话，或是做了什么反动事，老先生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封信，我们也知道，就是住在对面的邻居所写，其他人不可能反应如此之快!老先生沉默不语，处之泰然。好像一切早在预料之中。
不幸的是老先生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1964年孟春，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医院。那时，汤一介有胃癌嫌疑，正在严密检查，他的弟媳正在生第二个孩子，不能出门。医院还没有护工制度，“特别护士”又太贵。陪护的事，就只能由婆婆和我来承担。婆婆日夜都在医院，我晚上也去医院，替换我婆婆，让她能略事休息。记得那个春天，我在政治系上政论文写作，两周一次作文。我常常抱着一摞作文本到医院去陪老先生。他睡着了，我改作文;他睡不着，就和他聊一会儿天。他常感到胸闷，有时憋气，出很多冷汗。
我很为他难过，但却完全无能为力!在这种时候，任何人都只能单独面对自己的命运!就这样，终于来到了1964年的五一劳动节。那天，阳光普照，婆婆起床后，大约6点多钟，我就离开了医院。临别时，老先生像往常一样，对我挥了挥手，一切仿佛都很正常。然而，我刚到家就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她嚎啕大哭，依稀能听出她反复说的是：“他走了!走了!我没有看好他!他喊了一句五一节万岁，就走了!”汤老先生就这样，平静地，看来并不特别痛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过去早就听说汤老先生在北大开的课，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还有“欧洲大陆哲学”。大家都说像他这样，能够统观中、印、欧三大文化系统的学者恐怕还少有。和汤老先生告别17年后，我有幸来到了他从前求学过的哈佛大学，我把汤老先生在那里的有关资料找出来看了一遍，才发现他在哈佛研究院不仅研究梵文、佛教、西方哲学，并还对“比较”，特别是对西方理论和东方理论的比较，有特殊的兴趣。汤老先生在美国时，原是在另一所大学念书，是吴宓写信建议他转到哈佛的。
他在哈佛很受著名的比较文学家白璧德的影响，他在哈佛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比较文学课。吴宓和汤老先生原是老朋友，在清华大学时就非常要好，还在一起写过一本武侠小说。我对他这样一个貌似“古板”的先生也曾有过如此浪漫的情怀很觉惊奇!白璧德先生是比较文学系的系主任，是这个学科和这个系的主要奠基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十分看重。在他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青年学者，开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国文化。汤老先生回国后，就和吴宓等一起组办“学衡杂志”。
现在看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与“学衡派”的分野就在于，一方要彻底抛弃旧文化，一方认为不能割断历史。学衡派明确提出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汤老先生那时就特别强调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提出要了解世界的问题在哪里，自己的问题哪里;要了解人家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也要了解自己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还要知道怎么才能适合各自的需要，向前发展。他专门写了一篇“评近人之文化研究”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研究学衡派和汤老先生的学术理念，是我研究比较文学的一个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