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变本加厉地对北平市民进行掠夺与压迫。首先，加捐加税，加重北平市民的负担。1942年9月，日伪华北政府将原征收的税赋提高数倍，并加大所得税的额度。其次，日伪政府还巧立名目开展了一系列的所谓“献金”、“献机”、“献袋”等运动。所谓“献金”，就是搜刮民间铜器供给日军制造武器。北平居民的家用铜制器皿、门环等，都被掠去。故宫的铜质文物亦被强行运走1000多公斤。至1944年，日军以“献纳”名义从北平掠夺的铜达数十万斤。“献机”就是伪北平市公署强迫市民缴纳“献机基金”，购买飞机献给日军。仅市公署负责砍伐北平市的全部成材树木，“献给”日军，计有20000余株树被其掠走，包括很多有保留价值的古树。“献袋”，即由伪市公署征集“大东亚战争慰间袋”，“献给’旧军。在天津，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方抢占良田92。17万亩，约占当时天津县、清河县两县耕地面积的1/2。并成立了以军事头目为主的天津米谷统制会，实行残暴贪婪的“米谷统制”，从天津掠夺了大批粮食。日本侵略者还以“军事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购买”等手段，大肆掠夺的中国民族工业。日方又以“物资统制”的名义，严禁自由经营和贩运钢铁、粮食、棉纱、棉布、皮毛、烟草、火柴、建材、染料、汽油等40余种物资。天津沦陷初期，日军以该地作为掠夺华北战略资源的中心，并由天津向整个华北幅射，使华北成为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日本政府通过野蛮、凶残的掠夺，获取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仅在1937年至1938年间，日本占领者就从天津掠走价值约40亿英磅的物资。特别是日军封锁天津的水陆交通，控制天津港，接管海关以后，天津就成为日军战略物资的加工和集散地，天津的工业完全纳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轨道。日军还成立华北盐业公司，并指使汉奸成立兴芦公店，先后开辟盐田25。3万余亩，将原盐大批输人日本国内，每年达几十万吨。为了进一步掠夺华北的物产和资源，日本从1939年开始扩建塘沽新港。到1945年，新港基本建成3000吨级的杂货泊位4个和5000吨级的煤炭泊位1个。日本从天津港口运出了大量的煤、铁、盐、棉等重要战略资源并掠走了成千上万的劳工。
日本侵略者不仅从其占领区掠夺资源，而且还通过“围攻”、“清剿”等军事方式妄图消灭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民，并大肆掠夺根据地的物资。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晋西北区24个县被日军抢掠粮食3057500石、牲畜1049940头(只);北岳区(冀晋区)31个县被日军抢掠粮食10.01亿公斤、牲畜713008头(只)、被服3987530件;在太行区，日军抢走粮食12056100石、牲畜279774头(只)、衣服3020514件;在太岳区，日军抢走粮食22.1亿斤，食盐702亿斤，牲畜4780000头，被服946500件，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