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修缮热河避暑山庄，一般一次要用两千两银子，但康熙五十六年的修缮工程，管事官员称需白银三千两。康熙帝闻后命详查，于是内务府拟将修缮之资压缩到两千两。康熙帝阅折后朱批：“二千两银仍旧太多了!”此外，在康熙帝的“敦促”下，单是购买皇宫内外修建工程颜料的费用从康熙三十七年至五十二年间，就节约白银十三万三千余两。
朝野之反映
康熙帝奉行节俭、表率臣民的举措，在朝野上下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公大臣们纷纷效法，少用、不用金银器皿及金马镫等贵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资费，也“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贵族为亲属祭葬时，仍以焚化皮衣为时尚，至康熙朝中叶“其风已熄”。
可是，时人对于康熙帝的俭省节约，或有微词。如康熙四十八年朝鲜使臣返国后向国王报告中说，康熙帝“贪爱财宝，国人皆称曰爱银皇帝”。这应当如何解释?
原来，康熙帝不仅于宫中奉行节俭，在理政治国、处理国家财政问题时同样如此。毋庸讳言，节俭方针的实施必然要触动统治集团内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贪官污吏的不法行径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从而引起部分官员的不满。在这种情形下，身受其“害”的人牢骚满腹，微言相谤，也就难以避免。所以，对康熙帝冠以“爱银皇帝”之名的“国人”，应主要是指那些受到节俭措施冲击的官员。
实际上，康熙帝在奉行节俭方针时，分寸掌握恰当，内外有别。白晋对此深有感触，曾记述如下：他(康熙帝)非常节制个人的开支，同时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国家的经费。只要是为了帝国的福利，哪怕花费千百万他也在所不惜。修缮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畅通、建桥、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贸易的事情，他动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难断定，他不为个人妄费分文，完全是出于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
勤俭之根源
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制定和实施各种节俭举措，注重以身作则，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虽然是在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出生，但满洲入关前崇尚勤俭、“敦朴为风”的传统对康熙帝仍有较大影响。他对儿孙们说：
“朕生性不喜价值太贵之物，出游之处所得树根或可观之石，围场所获野兽之角或爪牙，以至木叶之类，必随其质而成一应用之器。即此观之，天下之物虽最不值价者，以作有用之器，即不可弃也。”这体现出他以实用为本的价值观和追求自然与质朴的审美观。
另一方面，作为清朝初年的最高统治者，康熙帝所处的历史环境，也不允许他高枕无忧。在位60多年间，先有辅臣鳌拜专权，接着又有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争、统一台湾之役、与准噶尔部的长期战争以及诸皇子争夺储位之事等。在其继位初期，经济亟待恢复，漕运、治河等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尚未解决。如此紧张、多事的客观形势，要求他必须慎言慎行，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
康熙皇帝勤政爱民，一生多有建树，奉行节俭是其各项重大方针、国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这种深谋远虑、戒骄戒躁的务实作风，值得后人借鉴。当然，康熙帝的节俭和简朴，都只是相对历史上一些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帝王而言。尽管他不断制定各种节省方案，但清宫的日常耗费，依然触目惊心。显然，他的种种节约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王朝的固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