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专案组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案情，表明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在我家里掀起一场风波。父亲和舅舅相信五河县“党组织和政府”，坚持控告谷光为我“报仇”。而母亲和姐姐则相信地区专案组和我，支持我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扎根农村，最后闹成“楼上派”、“楼下派”，分成楼上楼下两家。
母亲在同父亲闹翻分居不久，亲自来到东集看究竟。我详细告诉她事情的真相，她一见面就相中了柳谷光这个未来的女婿，表示支持我们恋爱结婚。我们母女还住在谷光家里，同谷光一家亲亲热热地相处了5天。
为了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我请假随母亲回到上海。这时我突然感到有了妊娠反应，偷偷到医院做检查，我怀孕了。我恨不得一步回到谷光身边给他一个惊喜，可我又深深地知道，“柳案”仍然没有了结，自己未婚先孕将会加重谷光的罪责。于是，我同母亲商定，给生产队去信请病假，住进无锡一位亲戚家里，后顺利产下一个男婴。
宝宝满月的那天中午，我由母亲陪伴着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厢里拥挤不堪，吵吵嚷嚷。我无意中听到有人议论“柳谷光强奸女知青案”，并说马上又要开展一场新的“保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柳谷光还是重点专政对象”。
一种不祥之感顿时袭上我的心头：把宝宝抱回去，不等于送去了谷光“强奸女知青”的铁证！我同母亲商定了一个办法：在南京通过公安机关把宝宝交给别人寄养，我同谷光正式结婚后，再来通过公安机关寻回孩子。
我们在南京下了车。我哭着写了一封信，掏出身上带的钱和粮票夹在信里，塞在宝宝身上，趁宝宝熟睡，将他放在站下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