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均无佐贰官，布政使、按察使虽设首领官（总管杂务）、杂职官，而额缺很少，督抚、道员则无首领官、杂职官。这些长官多不直接经征税收，其自雇幕宾之费用及其他办公经费，则来自下属征税官或有关官员的馈送，也称为“陋规”，这种陋规远超收受者的实际“办公”用项。陋规是规礼的专门用语，“规”字，说明它已成惯例，而“陋”，又表明它并非明定之规。前述江浙等省州县官、道员及督抚等，所以成为优缺、肥缺，不过是这些地方经济发达，可征收及用于上下馈送的陋规较其他地方丰腴。
并不彻底的改革
陋规盛行，加重官场的腐败，雍正帝上台后曾进行过一次改革，即所谓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其规定陋规耗羡之征交公，以这部分收入增加官员正俸之外的薪金，称为养廉银。但这次改革并不彻底，多征的部分仍名为耗羡，允许官员征收，而不作赋税正额，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耗羡的合法性。
另外，虽限制耗羡额度，但数额又不明确，这就为以后贪官的加征留下了漏洞。再有，在并无明确定额的耗羡之征之外，还有以“公用”名义私征的情况。所以，这一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度加征私肥的现象，虽一定程度上受到遏止，但约一二十年后又逐渐复发。耗羡不能再作为加征名目，新的名目又被贪劣之官发明出来，这就是乾隆中期以后盛行的浮收、勒折，而且更甚于耗羡之征。前述肥缺官员的陋规收入动辄十几万乃至数十万，可见浮收、勒折数额之巨。以年入陋规10万，而年正俸105两的知府为例计算，其陋规收入已是正俸的1000倍，即使与其两三千两的养廉银收入相比，也有三五十倍。
盘剥百姓中饱私囊，源自官员不道德的私欲，而制度的弊端，则为贪官留下罅漏。清代某些官员对肥缺的营求，以及皇帝在肥缺选授上的做法，使得官场中官缺私相授受的现象非常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