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志杰：全中国有地位、有钱的人都集中到台湾来了，但台湾原来的公务员不可能说“我（把职位）让出去给你当”，特别是有警察局局长的，你来了，我这个警察局局长不要当了？他还是给原来的人当。
我家乡原来在大陆的县长、县长太太跑到台湾来，他家住的房子跟狗窝一样，那是县长。他家吃的都是稀饭，那时候谁也顾不到谁。
而对于远离父母，只身一人来到台湾的少年高秉涵来说，这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无助的岁月。当年他随军抵达高雄后，就因年纪实在太小而离开了部队。
高秉涵：我最痛苦的时间就是睡火车站那几个月，没吃的，没人管我，腿肿了没有力量。那个扫地的老先生，他是铁路局的员工，就多盛一碗饭，没有菜，饭上弄点酱油给我吃，就跟现在讨饭的一样。我还拿着棍子，因为跟狗抢东西吃。我本来是一个很娇的孩子，我家里原本是有权有势的，也不缺钱，到了台湾就变成孤儿了。我小时候吃馒头，吃不完就丢，邻居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败家子；但是到台湾以后，我要看人家脸（色），跟人要饭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