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
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