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弟子中，既有被他逐出师门的汪篯、周一良、金应熙，也有“风义平生师友间”的刘节和蒋天枢。如果说蒋天枢是陈寅恪的托命之人，刘节则是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者。
“出入风波里”这一辑，关注学者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艰难选择，探讨学者从政的悲剧。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胡适与吴晗，李济与尹达，分道扬镳。在历史的激流中，当学术成为政治的工具，学者的独立性也就如一叶扁舟，难以找到可以停泊的彼岸。顾颉刚身处批判胡适运动的中心，他的浮沉，他的彷徨，内心的煎熬，精神的迷惑，思想的反复，可见与老师决裂的艰难。
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巨变，以匡正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从政者，多被政治磨去了棱角。
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的赵俪生，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在“反右”中也被打为“右派”。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是被吸引到政治中去呢？赵俪生在回答美国学者舒衡哲的提问时，写下这样一首诗：
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
赵俪生说：“他们不能摆脱做弃妇的角色。无论他们怎样被遗忘，怎样被弃逐，怎样被虐待，他们都对君主怀有忠贞之心，都要死在君主附近。”赵俪生可谓一语道出了文人学者何以成为权杖下的奴仆。“愿葬君家土”，这是从封建社会一直延续至今的20世纪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如果文人学者保持住独立的人格，骄横的权杖并不能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另一方面，20世纪历史以激进的方式书写，没有为文人学者保持独立性带来制度性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