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邓颖超在中南海接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时，重申了意见：“思南路不能说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故居，那是我们到南京后，在上海建的一个活动点。当时用别人的名义租不到房子，只能用周恩来同志的名义，所以人们叫它周公馆。实际上，除了周恩来外，董老（董必武）、罗迈、（陆）定一、（廖）承志等同志都住在那里。陈家康、乔冠华、龚澎住在三楼。来来往往许多人都住过的。所以最好把名字改过来，叫它中共驻沪办事处还是合适的。”根据邓颖超的意见，上海市委及时地把思南路上的周恩来纪念馆更名为中共驻沪办事处纪念馆。
向身边人员谈向忠发叛变投敌的历史真相
1988年2月，邓颖超的身体愈加衰弱。但只要有机会，她就让秘书给她读报纸和刊物，以便掌握宣传动态。一次，在秘书为她读一本刊物时，提到了一位老同志撰写的文章。文章中对中共早期负责人向忠发叛变投敌的史实提出了质疑。邓颖超感到问题很有代表性，因为大多数人对于当年上海地下斗争的情况知之甚少，而像她这样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所以有必要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相关同志，以便后人更多地了解上海地下党斗争的真实情况。为此，邓颖超决定向身边工作人员谈谈她所了解的历史真相。她说：
“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我们得知顾顺章叛变的当天，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作了转移，向忠发的住处尚未找妥，决定随恩来同志和我住在一个新地方。恩来同志当面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出去。但住了三四天，当我们不在时，他就溜出去找他的小老婆。我们回家后见他不在，而且当晚都没有回来，估计会发生问题。果然第二天中午，就得到内部确切的消息：他离开小老婆住的旅馆等汽车时被叛徒发现，当即被捕。
“向忠发被捕使我们很紧张，我立即通知他可能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转移，有的来不及通知的机关仍遭受破坏。陈琮英和当时管文件的张越霞、张纪恩、苏才三同志都先后被捕。管文件的机关是下午遭到破坏的。那天下午，我曾去过该处并约定晚上到那里去吃晚饭。中午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但不知他已叛变，敌人已到过这个机关。因此，下午4点多钟我仍按约定去那里，到该处的后门附近，看到放在亭子间窗户台上的花盆不见了，这是我们当时的警报信号。我没有再往前走，立即转到另一个同志家里。在那里见到正在找我的余泽鸿。他十分焦急，因为他尚未找到恩来同志，无法向他通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
“当天，我和恩来同志先后冒险回到原来的住处，看到原定的警报信号还在，就先后进屋。恩来此时已知道向忠发叛变，我们约定好以后再见面的接头地方，就匆匆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