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按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宋庆龄清晨总要坐在床上收听新闻。尽管早就知道周恩来病危，但当挚友长逝的消息真真切切传来的时候，宋庆龄仍然失去了控制，泪水不住地流下来。
10日下午，宋庆龄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秘书杜述周的陪伴和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搀扶下，她来到医院简陋的告别室，强忍悲痛最后一次端详着已经十分消瘦、苍老的周恩来。
告别后，宋庆龄回到家，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了“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宋庆龄心情本来就很差，听到指责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
宋庆龄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尽力做到完美，几乎可以说是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因此，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给她造谣，但对她的个人行为却无法说三道四。这次受到批评，对宋庆龄来说是“破天荒”的。何况，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也是对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还争什么？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庆龄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之后，“高层”的一些评价又传到宋庆龄的耳朵里。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周恩来去世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这时的宋庆龄已经对中国政界心灰意冷。在原则问题上宋庆龄从来是说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养老，她便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专机定在了1月27日起飞。
1月24日，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我写信是要秘密地告诉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变一下环境。可怕的打击（指周恩来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吃安眠药也没用。我的眼睛似乎总是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