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剑父的夫人及其女儿。
此后，徐慕兰等投身于妇女反封建压迫的教育工作，宋铭黄与高剑父、许剑魂与邹鲁走到了一起。但绝大多数的女子北伐队队员回来后，生活地位没有什么改变，有的甚至沦为娼妓。
“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龙济光入粤，大批捕杀同盟会会员，原北伐队的许多女队员都避祸离开广州，分散各地。其中两位女队员、也是同盟会会员的黄扶庸和邓慕芬一起逃至香港，感怀身世，彷徨苦闷，黄扶庸曾写信给好友赵连城叹道：“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1914年12月，二人在肇庆鼎湖山上沉于飞水潭，这一幕悲剧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动，港澳报纸均发文致以哀悼。
专家点评
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李兰萍：“女子北伐队”的符号意义
女子北伐队的队员，不但是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的突出群体，而且她们也是推动辛亥革命的新生力量。这些人出生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女队员们大都对封建传统摧残人性的一面有着切身的体会，对旧制度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也极易接受民主思想，在革命中往往较为坚决。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女队员们缺乏相关政治经验、军事素养和卫生专业知识，有的人连枪都拿不动，但依然勇敢地踏上征途。女子军队的出现扩大了女性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提升了女界的声望，使得世人看到了现实版的花木兰。当年的女志士赵连城回忆并赞许她们“不失为在曲折历史道路上摸索前进的一群先驱者”。
女子的从军行为，尽管具有民主的符号和导向作用，但社会上许多人并不真正看好其效果。北方的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南方军队的武装，女子军队的命运也不得不随之结束。可叹的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人本是为逃避封建家庭压迫寻求一线光明而投身革命，到头来屈辱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变，还不得不回家接受封建家长的奚落，原来的豪迈慷慨变成了悲观失望；有的因社会动荡造成生活无着、求助无门，以致忧郁绝望最后以自杀了结一生。女同盟会员黄扶庸和邓慕芬两人在鼎湖山的沉潭，试图以这种极端扭曲的反抗形式表达对于民初政治的失望。
从女志士这方面来说，也有遗憾的一面，从军的女子激情有余而准备不足。她们的革命斗争多依靠男性革命家的扶持，一旦失去支点，心理和情绪便溃不成军。不利的大环境和自身的被动性格，导致广东女子北伐队由曾经的绚烂风光到最后平淡甚至暗淡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