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库全书》，今人文怀沙老先生曾将其评价为是一部阉割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大意）。实际上，这也并非是很新鲜的思想。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版）中，对于《四库全书》早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的相当一部分，恰恰就发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根据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着许多著作因为有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也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一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杀人是强项，但“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现实，但其内心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当然，不论他是不是深谋远虑到了这一层，结果却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的，这就是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集体实施了“精神阉割”手术。这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对个对联和挖苦个同僚的范畴，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进行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
但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发泄渠道，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易情效应”。纪晓岚和魏晋时期在司马氏强权统治下的许多被压抑了的先辈知识分子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寻到的一个发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正像笔者在前面所论述过的，征诸历史，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阉割”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的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旺盛的创造力量。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同时印证了这样一条生物学法则:身体的某一方面被压抑，在另一方面就会出奇地发达起来。
我们看到的纪晓岚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上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