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以首席辅政大臣的身份全权处理军政大事。如此一来，蜀汉军政大权开始逐渐委于个人。实践中，诸葛亮北和羌胡，平南蛮，联合东吴，北上伐魏，大展英才。这是平息蜀汉内部的党派之争的客观选择，却使诸葛亮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权相。
《诸葛亮传》载：“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李严在同时也获“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但在与诸葛亮集团的斗争中逐渐处于劣势。
建兴三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几乎征发了各派所有力量，这可以视做诸葛亮对个人权势的检验。可能是因为平定南方战乱是国之大事，李严集团没有对这个安排表示反对。因此到了第二年，诸葛亮集团继续采取了行动。“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江州属于内地，战略地位不如永安。尽管李严的军衔升为前将军，尽管李严表面上依然节制陈到，东部事务“皆统属严”，但李严的实际地位却下降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诸葛亮以出军汉中为理由，开始以军事行动优先政治和人事安排。
既然如此，李严只好降低姿态，转而全力经营江州，修筑巴郡，希望建立一个能够与成都相敌的根据地。在此期间，李严采取了两次大的行动。第一，根据《诸葛亮集》的记载，李严曾“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汉制，非刘姓不得封王。这完全是李严对诸葛亮的一次不怀好意的笨拙试探。诸葛亮马上回信拒绝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在回信中，诸葛亮明确表明自己对李严这个老朋友来信的不解。一方面，诸葛亮许诺灭魏之后当“与诸子并升”，意思说统一北方后我们俩共享富贵，开给了一张空头支票；另一方面，诸葛亮又说“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暗示李严自己才是头号托孤重臣，提醒李严不得妄动。
第二，李严要求在川东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立“五郡巴州”，自为巴州刺史。蜀汉政权真正控制的只有益州一州，由诸葛亮担任州牧，这样诸葛亮就控制了蜀汉唯一的地方政权。现在李严要求将四川一分为二，自己领有一州，以实力对抗诸葛亮的意图非常明显，诸葛亮控制的朝廷自然是断然拒绝。在后来弹劾李严罪名的奏折中，诸葛亮将李严的这一主张看做是“穷难纵横”。
应该说，李严集团的这两招都是“臭棋”。李严这个人“腹中有鳞甲”、“性自矜高”、桀骜不驯，还“逞苏、张诡糜之说”、“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李严缺乏沉稳敏锐的特性，这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诸葛亮虽然坚定了肃清李严的决心，奈何条件尚未完全成熟。
建兴八年，李严以资历再升为骠骑将军。同年，蜀魏在汉中战事激烈。诸葛亮率大军坐镇汉中，以此为契机解决李严问题。诸葛亮采取了调虎离山的策略，要求李严率兵两万离开根据地江州到大本营汉中抗魏。这既使李严失去了根基，也减少了江州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大敌当前，李严更是没理由抗命。深知利害关系的李严提出要求，提名让自己的儿子李丰担任江州都督，继续掌握川东军队和根据地。这一次，诸葛亮非常爽快，“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李严只得率军北上，他忘记了树倒猢狲散的道理。只要打倒李严，他的残余集团注定要灰飞烟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