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讲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
曾是新闻记者的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回忆: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但在表面寡欲的背后,一些青年男女也在窑洞里悄悄成就了他们的红色恋情。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这样描述延安青年的恋爱:
在公开谈论中是不赞成搞两性关系的,但在漫长冬夜温暖的窑洞里却是人们经常谈及的话题。
曾在延安评剧院工作的任均与鲁艺同学王一达就在延安恋爱、成家。任均这样回忆她与王一达在延安结婚时的情景:
我们分配到了一个小窑洞,……只有我拿来了从家里带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个小柳条箱子,一达却没有。他只有件光板的陕北老羊皮袄和一块破布单子,连被子都没有。……虽然家徒四壁,我还是为结婚而认真地做了一个枕套——没有那么多布做一对枕套。这是我们结婚时,家里唯一的新东西。
相比任均、王一达夫妇,很多新婚男女却因条件限制,依旧分住在集体宿舍,只有周末才能申请到窑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团聚。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虽一律免费,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团聚却要缴费。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在回忆录中写道:
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