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年来一些邻避设施上马的过程看，一些地方政府的程序说服能力的确有待提升。当公共利益遭遇部分群体的反对，为何一些地方手忙脚乱甚至束手无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程序不透明，决策“千里走单骑”，导致民众不知情不认可，最终丢掉了自己的解释权和公信力。事后解释，不如事前说明;替民做主，不如与民协商。只有“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讨论”，从“决定—宣布—辩护”模式走向“参与—协商—共识”模式，在充分考虑人们利益焦虑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并建立起一定的利益补偿和平衡机制，邻避设施建设才能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从而减少潜在的冲突压力和下马风险。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着眼公益、计之长远的正确决策，地方政府也要敢于坚持，勇于担当。要认识到，政府的意义在于维护公众权益，但权益有大有小，满足个人权利的诉求固然重要，扞卫公共利益的责任同样不容推卸，否则就会发生“公地悲剧”，侵害社会的长远福祉。
而从公众视角观之，那种“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的激愤心态，有时也有失偏颇。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既要求交通便捷又希望谁都不住在喧嚣的马路边，既要求环境整洁又不希望小区里建垃圾站，既要求手机信号总满格又不允许设电信基站。每个人的利益合起来叫做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维护，来自每个人在合理范围内让渡一部分个体利益，这就像交税、上保险一样，是一种必要的付出和妥协。这些年来，我们呵护权利的意识增强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观念不仅没有过时，还应该得到强化，毕竟，它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客观要求。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吃亏”的焦虑之中，让个体的利益诉求极端化绝对化。
走出“一闹就停”的困局，公众应该看到政府建设公共项目中的良好初衷，政府也应该理解公众焦虑的现实根源。只有平衡好个体诉求与公共理性、多数利益和少数权益，共同涵养现代社会的公民素质，共同完善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将公共治理的目标与过程更好地统一起来，才能让每个人都能从发展中受益，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支持发展的一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