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社会定位决定了其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调查显示，有超过73%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责任是科研、教学、报国，有42%的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为国家献计献策。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并不是为了政治而政治，而是为了社会而政治，尽管其活动目标是上倾的，指向政治，但他们的根本动机还是社会性的，着眼在下层之全体民众。因此，他们对于社会之“霾”必定是高度关注和关心的。然而，尽管知识分子因其掌握文化资源(资本)而拥有权力，从而成为知识精英，但文化资本是象征性资本，相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阶层来说，知识分子又是边缘化群体，有一定的话语权，但由于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和行政权，往往使得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由此而产生的远大抱负与有限参与之间的反差使得知识分子对化解社会之“霾”有心无力，更加剧了他们的焦虑。
第三，知识分子往往具有天然的浪漫主义精神，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愿景设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美好愿望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然而，贫富差距拉大，腐败蔓延，诚信不足，价值观混乱，民生困境等社会之“霾”凸显了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景与现实情境之间的较大落差，这使得知识分子分外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