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日交恶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日本的右倾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认为，这是冷战结束后的结构性原因，也是中日关系四个待解的绳结——一是中日存在安全困境，二是两国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冲突，三是实力对比相对平衡，四是国民感情恶化。
对东亚各国关系有独到研究的邓聿文先生更是直指：“中日自2012年9月以来的这场博弈，其深层因素是东亚首次出现两强并立，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心理准备尚未调适好。从这个背景看，中日两国迟早要发生一场对抗与危机，即便不在钓鱼岛，也会在其他方面。”
至于中国本身，恰如王晓鹏所说：“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中国若要四海升平，核心价值观这个‘本’一定要立起来。”
国运之路在脚下
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了，中国人民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收复了甲午失地，如今可谓国富兵强，然而，海外尘氛是否熄灭了呢?其实，别说海外尘氛，即使中国自身，还远未完成国家的统一之路，单单一个台湾问题，就仍极大地考验着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上海图书馆读者服务研究部主任张轶对中日近代史有很深的比较研究。他告诉《新民周刊》：“甲午中国之失败其实是一个契机，它导致了中国人的群体意识觉醒。甲午战争的发生，是中日两个民族近代化过程的一个分水岭。中国的近代化从甲午开始逐渐从器物层面向思想乃至政治制度层面转变，其代表就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而这个过程日本早在1868年就已经开始了。”
张轶认为，与日本始终坚持君宪这条道路不同的是，19世纪末的中国人一直在君宪、共和乃至无政府主义这些不同道路间犹豫。“天皇的万世一系决定了当时的日本从心眼里就看不起朝代更迭频繁的中国，也决定了日本尽管也有自由民权运动，也有大正德谟克拉西，甚至也有后来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但其前提都是以天皇的至高无上为出发点的。”
张轶说，“伊藤前来中国，号称帮助光绪实现他的君宪理想。而他来没几天就发生了戊戌政变，光绪被打入冷宫。君宪之路究竟是否适合中国，因为我们从来就没真正实行过，历史也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证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