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探雷行动第一步骤在半个月之后匆匆结束。我和大队其他领导反复研究扫雷失败的原因，张爱萍司令员也参加了我们的“诸葛亮会”，分析总结失败的原因有三条：一是长江口风大浪高水急，我们25吨的小艇像片树叶，难以进行扫雷作业;二是没有适合扫雷用的扫雷具，我们用的扫雷具是自己做的，太细，拉不动水雷，4条扫雷索断了3条，也没把水雷扫上来;三是缺少技术指导和扫雷经验，我们凭着革命热情和刚刚学来的那么一点技术知识，对扫雷原理缺乏理解。司令员对我们分析的原因表示认可，他给我们从失败中提了三意见：一是熟悉了航道和雷区;二是有了组织扫雷的实际锻炼;三是打消了一些同志怕风浪、怕呕吐、怕危险的思想顾虑。对第一次扫雷失败的情况，华东军区海军专门向周总理做了汇报。
9月11日，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副司令员林遵和袁也烈、副政治委员赵启民联名签署扫雷命令，要求我们于9月16日开始，至10月1日国庆一周年前，必须扫除长江航道中的水雷，打通长江航道。
我接到命令，紧急召集部下研究方案，加快准备速度，对于已经查明的沉船、暗礁设置了标志。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充实器材设备，安排测量技师和气象潮汐研究员随舰指导，切实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空军也加入进来，加强对长江口的巡防。上海航政局和水上公安局发出布告，扫雷作业期间禁止国内外各种船只航行。同时地方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提供潮汐气象资料，印制了长江口水文数据详细的雷区海图。上海的几家造船厂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派出最优秀的技术工人帮我们抓紧改装“古田”、“枣庄”、“周村”、“张店”等4艘300吨的扫雷舰，“秋风”号用来设置浮标，从苏联调运来的10具扫雷具顺利安装上5艘大的扫雷舰上。
张爱萍将军感觉到海军领导机关放在南京对指挥战场不利，干脆把司、政机构搬进上海坐阵指挥。为确保扫雷任务顺利完成，9月10日，他先以20艘舰艇封锁全部水域，对长江口内外，包括佘山、崇明岛进行了水陆清剿。
9月22日，我们再次进入长江口南航道，开始第二次扫雷作战，从华东军区海军调来的“中”字号111舰作指挥舰，“古田”等4艘改装扫雷舰担负扫雷作业，3艘25吨级登陆艇和1艘炮艇担负通讯联络和爆破救护任务，吴淞要塞巡防大队、舟山巡防大队也由我们统一指挥，担负长江口的警戒掩护和交通救护任务。
由于有了第一次探扫作为铺垫，扫雷编队直接抵达长江口南航道中圆圆沙灯船至九段沙灯标之间的雷区。我们按照从国民党军收集来的情报，雷区被分为甲、乙、丙、丁4个区域，编队进入雷区后，我一声喝令，各舰桅杆升起“实施扫雷”信号旗，采用单舰往返式梯形扫雷队形展开，雷索定深6、7米。一时间江面马达轰隆，绞车辗转、红色鱼形浮标扫雷器坠入江心，浮标若巨鲸出水般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