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中岳受季的影响，在漳州期间，思想有些动摇，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乘便做了一套便服，“准备开小差”时用;还说过“我这次到前方去，干多少就多少，拖(拖枪)不动就算了”的话，但却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实际行为。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红十五军参谋长萧世俊逮捕。5月8日，又将等待出国、请假到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随后被捕的还有：李聘卿(红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高达夫(红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朱冠甫(曾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红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联络代表)、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六人。当时加给季、黄、萧等人的是“反革命”罪名。
1932年8月3日至4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审讯。最高法院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五人组成，何叔衡为主席。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黄“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并罗列了一大堆“罪状”。审讯结束时，最高法庭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抓住季、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判决如下：“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名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没有同意。他们认为：“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季黄二人虽是此案的主谋者，但曾为宁都暴动领导人之一，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于是，1932年8月10日由毛泽东、项英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决议如下：季、黄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朱、高、张三人“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判决后，季、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县九堡、麻田等地收容所。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解除后顾之忧，中央政治保卫局将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处决于瑞金九堡大山中。
毛泽东对季、黄之死十分痛心。据萧劲光说：“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直到1982年，中央组织部对此案给予了复审，经过调查研究，对季振同、黄中岳给以公正的评价，并予以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