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以邓友亚为首的大小汉奸已基本全部落网，唯独跑掉了第二号汉奸梁苏，听说他事先得到日方宪兵队通知，早在日本向盟国请降期间就收拾财物，携带侍妾，丢下南华烟厂空架，连夜乘机动帆船出海逃去无踪。他所留下的南华烟厂后来作了关押汉奸走狗的拘留所，邓友亚的大酒店则做了海防市警备司令部。
国民党在海防也驻了宪兵队，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也派驻了“越南联络组”，由军统原河内组负责人陈泰康任联络组长(陈是笔者军委会外事班同学)，当时他委托笔者负责供给海防方面有关情报。
国民党三青团越南分团亦在海防公开成立，由徐××为主任(亦是笔者老师)。海防市华侨中学老校长王子俊原是三青团在海防潜伏多年的负责人，这时亦公开身份，出任三青团干事，做徐××副手，但三青团在华侨中毫无声誉，它仅仅是以一个国民党机构的名义存在，并无什么具体的工作活动。
海防是越南北部最多华侨的城市，他们聚居东京街、沙华街一带自成华人区。法人统治时期采用“邦长制”把华侨分而治之。华侨生活俭朴，秉性纯厚老实，重礼义讲道德，少管闲事，强烈希望祖国强大，不再受外人欺凌，因而团结心强，竭诚互助。所以在日军投降后，越南政府刚成立，“国军”又不干预越政事的情况下，市政管理曾出现真空，但华侨社会依然是秩序井然，治安良好，物价稳定，这种现象实属罕见。后来国民党中央派来军校毕业的留日学生胡日畴担任海防党部秘书，中华总商会会长罗伟基也随之回越主持会务，华侨社会生活开始恢复正常。
(四)金融混乱，关金国币成灾越南流通着新旧两种越币，旧币俗称“香炉”，有坚实的社会信用。新币叫做“披埃士”，据说是日军侵越时出笼，无甚社会信用。商场交易往往因新旧币付款而暗存差价，因此新币披埃士的库存数额甚大。
“国军”开进越南，带进大量关金、国币，关金与国币1比20的固定比额，但它们与越币的比价就无官方规定。致使市场产生极大混乱，商民不知按什么标准收价，有时还拒收关金、国币。
国民党海防党部联同62军政治部召集各社团，工商界，行业代表到会馆开会，经过协商暂时定出关金券和越币的比价为1比1，即越币一盾(元)等于关金券一元，亦即国币20元。市场上容许越币，关金、国币三种货币流通，新旧越币同等价值通用。会议总算把货币上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但没多久时间，金融和市场交易的问题接踵而来。(1)商人怕吃亏尽量把旧越币“香炉币”收藏起来，只用“披埃士”或关金去付款。(2)在中国境内身价低贱的关金、国币大量流入越南，在海防市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购买力量。加上国民党官兵都是以关金、国币发军饷的，就更使之充斥了整个经济市场。(3)通货一多，抢购黄金物资闻风而起，商人见势不佳，买卖黄金开始拒收关金。然而国民党官员是金融投机的行家，搜刮民财的老手，权势者干脆用关金国币到法国原东方汇理银行强行兑换存库中的“披埃士”，投放市场去做投机买卖，导致物价猛涨，黄金上升，数月间上升达四五倍之多，这种现象在华侨社会是个晴天霹雳，但国民党高官却是司空见惯，满怀高兴。其时关金、国币信用全失，币值日趋低下。笔者于1946年3月离越南回国，以后的金融混乱情况也就不甚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