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8年8月《关于军队领导问题的报告》也提到：“军队纪律我们刚才讲过有对内对外之别，还有对敌军纪律，这主要的是优待俘虏，不杀俘虏，不搜俘虏腰包。我们对这些是作惯了，不成问题，但在其他军队及民众中就成了问题，他们主张杀俘虏。但这种狭隘的办法是帮助敌人、巩固敌人、健全敌人。”
也就是说，在八路军高级将领林彪所掌握的信息中，国军部队对日本俘虏的确不够宽容，存在杀俘虏甚至用活埋、火烧、剖肚等方式杀日本俘虏的现象。对于国军杀俘虏的说法，史沫特莱在其《中国的战歌》一书中也有提到：
“杨团长一次讲话中……说:'九一五团的前身是一三一师，全师人打光了，仅剩下一个团，大多数人是新兵。我们牺牲了许多军官师部提拔我当了团长。'一个军官告诉我，抗战头几个月里肉搏中对举手投降的鬼子决不宽恕。全中国都知道南京大屠杀案，几十万老百姓和动不了的伤兵被鬼子杀害了。杨团长一看到恳求饶命的鬼子就高喊:“杀!杀!杀!”身先士卒，冲向敌人，不留一个活的。”(《史沫特莱文集1中国的战歌》，新华出版社1985年09月出版P370)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滇缅会战中，远征军老兵张体留在回忆腾冲之战时说：“说老实话，当时年轻，看到日本人来投降，眼睛已经打红了，因为家乡人被打死太多了，战友也被打死太多了，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一排冲锋枪把他们都打死了。”
由此可见，由于日军在华罪孽深重，国人深受其害，远征军战士在战场上由于仇恨过深而杀日本俘虏的情况恐怕也在所难免。
现有的战史资料水分较大，不排除存在为“尊者”、“胜者”、“受害者”讳的情况
现有的战史资料中歼敌和俘敌数据都是由作战部队自己上报并写入资料的，这中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多报战功或者隐藏不合理行为的情况。
比如，关于孙立人一战成名的仁安羌大捷的歼敌情况，孙立人、白崇禧、孙克刚、当时直接与敌作战的113团团长刘放吾都宣称：“敌遗尸1200具，解英军7000多人之危，救出驮马1000多匹，美国教士与新闻记者500人。”(白崇禧回忆录P230)甚至有人说：“仁安羌一役，我军仅以战斗员1121名的113团，与7倍于我之敌军33师团的214和215两个联队主力激战，为国捐躯的官兵计204名，负伤者318名，几占全团战斗力的一半。但我军却击毙、击伤敌中队长吉柳仲次以下官兵1000多人，并且挽救了7000多英军的生命”(《孙立人将军抗命驰援仁安羌》，《<孙立人将军传>副刊--印缅抗日战争书刊评论集》P10)
但真实情况是无论当时的敌人数量还是最后歼敌人数都有所夸大。就歼敌人数而言，据1942年4月20日罗卓英给蒋介石的战况报告说：“现据孙师长皓未报称：……敌向南退却，其死伤约500余名，我亦伤亡百余。”(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P1131;《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419)当时的远征军美方指挥官史迪威在其日记中也说：“38师(孙立人的师)重新占领了仁安羌，击毙了400名日本人。”(《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20日)也就是说，仁安羌大捷其实敌人死伤人数也就四五百人，而最终战报上却说“遗尸1200具”或者“击毙、击伤敌官兵10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