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集中精力，抓了几件事关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指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一时间，实行其他工分制的生产队，也纷纷改为包产到组、到户，到这一年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占78.8%。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依次解决了农村管理上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调节，农民生产什么，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有了积极性，开始了多种经营，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了;然后逐步给农村经济松绑，一步步放开了统购统销，搞活并发展流通领域。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和规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出台一个文件都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分歧。记得就农民长途贩运问题，耀邦同志的意见是：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所以需要小商小贩，他们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卖到城里，有人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什么二道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农民离开了他们就无法发展商品生产。那几年，每当一号文件颁发，全国农民就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农村改革经过这四年全面铺开，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村走上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向面向市场商品经济的道路，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城市的供应大大改善，全国人民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希望，极大地调动了改革开放的热情。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主动争取多干，这样人就变勤了，勤了就会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