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至于所以会如此的背景则上面已经讲过了。不过，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①，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手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的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就是冯玉祥将军退隐时写爱国诗的地方。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积极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的团体。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大混蛋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地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通讯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体。这时，学会中开始分成两派，左翼和右翼——左翼主张实行一个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彻底改革的纲领。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随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①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学会有一个湖南“独立”的计划。
一九二○年冬，我第一次将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
《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主义书籍，考资基①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②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主义者了。同年我与杨开慧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