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应了入学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这是一个大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的也很多。校中有一个国文教员十分地帮我，因为我有文学的倾向。这位先生借了一本《御批通鉴辑览》给我，其中有乾隆的诏谕和批评。
这时，一个政府办的刊物在长沙出版。这是一个巨大的烽火，我们学生觉得它非常有意味。不久，谭延闿被袁世凯赶走了。现在袁执掌着民国的政务，同时准备他的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①。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①那时，我住在湘乡县同乡会馆里。那里还有许多士兵——都是“退伍”或被解散的人，没有事做，也没有钱。会馆中的学生和兵士总是在吵架，有一夜，他们之间爆发了武力的冲突。兵士们攻打学生并且要杀死他们。我逃到洗澡间里去躲避，一直等到打完。
这时我没有钱用，因为家里不给我金钱，除非我进学校。又因为会馆不能再住下去，我开始寻找新的托身之所。同时，我恳切地考虑了我的“职业”，并以为我最适宜于教书。于是我又开始留心广告了。现在我注意到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我高兴地读了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两个朋友也劝我进去。其实是他们要我帮他们预备入学论文。我将自己的意志写信给家里，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代两个朋友做了论文，自己做了一篇。结果一齐录取——实际上，是我被取了三次。那时我并不以为抢替是一件不好的事，这仅仅是一种友谊。
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并且居然拒绝了此后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真的毕业了。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新校中有许多规则，只有极少几条我是同意的。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中的必修课程。我希望专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我并无特殊兴趣，我不读它们，于是这些课程的分数大都很坏。我最讨厌的就是必修的静物写生。我以为这是透底的愚笨。我总想画简单的东西，快快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画一幅“半日半石”(是李太白的一句名诗)①，我用一条直线和上边半个圆圈来代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就算数了，我称之为鸡蛋。结果画图得到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的分数都非常好，这样和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 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杨昌济]，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心之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给我那篇文章一百分。①另外有一个教员常给我看旧的《民报》，我总是十分高兴地读它。从这上面我愈加清楚同盟会的活动和会纲了。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他们已达(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
次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这个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萧瑜，后来变成了南京国民党的职员，在一个以前做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变成南京高级官吏的人手下做事，并被委做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后来萧被人告发盗卖故宫中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带了这笔款子潜逃。现在他避居大连。
我感觉自己需要几个亲密的同道。一天，我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热心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前来和我接触。我指明要坚强不屈，愿意为国牺牲的青年。广告登出后，我得到三个半答复。一是罗章龙，他后来加入共产党随后又背叛党。其余答复是两个青年的，后来变成极端的反动分子。“半”个回答是一个不加可否的青年的。他叫李立三。李听完我所讲的一切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过后我们的相识并且进而成为友谊。①但是，渐渐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这样造成了日后一个团体的核心，后来这个团体②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事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他们没有时间谈恋爱或“罗曼史”，他们以为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此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的。我对于女人本无兴趣。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除了不谈女人——普通在这时期的青年的生活中极为重要——以外，①我的同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不谈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的事情，并且当面叫用人②来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