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是热心的体育家，在寒假中，我们在田野里，山上山下，沿着城墙，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时我们就脱去衣服，名之为“雨淋浴”。阳光灼烁时，我也剥去衣服，名之为“日光浴”。春风和暖时，我们又算是一种新运动，叫“浴风”。在已经结霜的天气，我们还露宿田陌间，或是十一月，我们还在寒溪中游泳。凡此种种，都算是“体格训练”。也许这对我的身体大有裨益，后来我是何等的依靠它!在我屡次横越华南，和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的时候。
我和其他城镇里许多学生和友人建立了广大的通信关系。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一个有着更密切联络的组织的必要了。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①。会员的大部分，在一九二七年清党时期都被杀了。同时，在中国其他部分，像这类的激进团体都由那时在中国政治上占有势力的战斗青年纷纷组织起来。 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我是一九一三年入师范学校的，于一九一八年毕业。②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一百六十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七，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一部分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更打断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大战时，法国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招募中国青年的。在出国以前，这般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我陪了几个湖南学生到北京去，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在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杨昌济]①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在我服务北大时所遇的人中，有两个现在是南京的高级官吏，一个是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还有个加入共产党随后又成了所谓“第三党”的党员，再有一个则后来加入加利福尼亚的“三K党”。②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