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我吧。请将我的痛苦拍摄下来，让全世界知道核辐射留下了什么。我死不瞑目，帮我申冤!”
令中村饱受煎熬的除了原子弹，还有拒绝援助受害者的日本政府。
菊次郎对核灾难并不陌生。二战期间，他在军队里服役，驻扎在广岛。原子弹投下前，他被派到别处执行任务，留在广岛的许多战友在原子弹爆炸中丧命。
他用10多年的跟踪拍摄，记录了中村和家人的生活。1967年，中村辞世。这段经历压垮了菊次郎，导致他精神崩溃。
但他没有忘记承诺。日本纪录片导演长谷川三郎认为，这个承诺促使菊次郎拍摄个体对抗社会不公的照片。
“没有人能让我放弃”
“我动作慢，害羞，但没有人能让我放弃。”菊次郎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菊次郎拍摄了和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反战抗议、工业污染有关的作品，甚至潜入日本自卫队拍摄。
“政府或企业知法犯法，欺骗公众。为了使真相曝光，摄影师即使违反法律，也无可厚非。”菊次郎在长谷川三郎导演的纪录片《日本的谎言》中说。
他利用为日本自卫队和军校拍摄宣传照的机会，接触到一些军事机密。在未获允许的情况下，菊次郎在杂志上发表了报道《永别了，武器》。不久，他接连遇袭，住所被焚毁。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公众希望忘却战后的艰难，菊次郎的作品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1987年，菊次郎患了胃癌，接受了胃切除手术。此时，媒体上充斥着裕仁天皇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消息。
菊次郎认为，天皇永远不会为战争中的罪行负责，于是举办了“天皇的责任”回顾展。
展览很成功，菊次郎因此收到了死亡威胁。他用便宜的胶合板给自己做棺材，以此抗议。
2011年3月，地震和海啸袭击了日本。半年后，他到达福岛，拍摄那场灾难留下的一片狼藉。
他正在写《从广岛到福岛》这本书。“两次都是核危机。福岛的危机是地震和海啸引发的，但并非自然灾害。这要怪日本的核产业，它对收益更感兴趣，而不是公众的安全。”
25万张照片意味着“日本的谎言”
菊次郎的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日本的谎言》，于2012年8月4日在日本上映。
导演长谷川三郎对日本《朝日新闻》报解释了拍摄这部影片的原因：“这是位传说中的摄影师，看了他的摄影集《广岛的谎言》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的热情和毅力无与伦比，我觉得他就是‘活生生的战后日本’。就算这部纪录片没有机会上映，我也要拍。战后的很多情况是照片无法全部记录的，我希望用福岛菊次郎先生的话来填补这一空白。”
这部影片记录了菊次郎的生活：和爱犬住在山口县柳井市;去附近的超市买菜，然后回家做饭;早餐喜欢吃面包;偶尔骑着电动车去买助听器;每次启动打字机前都会双手合十，祈祷稿件顺利完成。
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开始一年半后，广岛的悲剧在福岛上演。“到了当地，菊次郎一拿起相机，动作就变得飞快，仿佛有一种本能在呼唤他觉醒。摄影机都很难跟上他疯狂拍摄的工作状态。”
有人问菊次郎：“对您来说，25万张照片意味着什么?”
菊次郎回答：“日本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