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画作为社会动员的最有效工具，体现着国家意志的发生、贯彻和变化。1950年代初期，与土改宣传画在此期的发展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宣传画。在面向农村的抗美援朝宣传画中，清匪反霸、踊跃参军、生产粮食支援前方、保卫农民在土改后的幸福新生活等题材成为有别于城市宣传画的主题。
李公明
19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性影响带有众多的转折性质，已有不少学者对从镇反运动开始，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以反美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改造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如果从社会心态史的角度研究从1949年10月到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大召开期间发生的巨大变化，更能感受到从短暂的精神蜜月到强硬的国家意志之间的急速转换。但是，过去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发生在所谓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资本家、原有的社会公职人员等)中的“适应环境变迁的文化过程”，而相对忽略了这一过程同样在农村地区发生。
宣传画作为社会动员的最有效工具，体现着国家意志的发生、贯彻和变化。1950年代初期，与土改宣传画在此期间的发展几乎同时出现的是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宣传画，而且在农村宣传画中这两者之间也有着紧密联系。一般来说，抗美援朝宣传画的主要面向中心是城镇，各种创作、展出活动大都在城市举行，通常的主题是保卫和平、美帝必败等，形成了宣传画创作的小高潮。而在面向农村的抗美援朝宣传画中，清匪反霸、踊跃参军、生产粮食支援前方、保卫农民在土改后的幸福新生活等题材成为有别于城市宣传画的主题。
题为《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为建设我们和平幸福的生活而奋勇前进!》的宣传画以游行队列的方式把工人与农民进行了先后的排列，突出了农民紧跟工人阶级向前进的整体性。农民的群体形象塑造是农村宣传画创作中的重要问题，从性别选择到地域色彩到人物服饰等等，需要在创作实践中迅速建立一套完整的图式语言。这幅宣传画强调的是整体前进的宏大气势，五星红旗与和平鸽成为同类题材中最常见的象征性元素。
中央美术学院专门编辑、出版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画选集》(1951年)，其《编辑例言》指出：“宣传画(或名政治招贴画)需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者不但要正确地反映现实，而且要展望人民的明天，指示应走的道路，来及时地启发和鼓舞人民作推进现实的努力。因此宣传画是最具群众性的战斗的造型艺术”，充分反映出对宣传画的政治功能的准确认识。对于抗美援朝宣传画创作的意义，江丰在1954年的美术工作报告中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美术家运用了政治讽刺画和政治宣传画等战斗的武器，及时地揭发了美国侵略者的阴谋，无情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的罪恶行为。这些作品其所以成为支援人民志愿军的正义行动的奇迹力量，就因为它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美术家在这一次规模宏大的创作实践中不只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推动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提高了美术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直到今天，许多抗美援朝历史阶段中出现的美术作品，仍能受到广大人民的珍视和热爱。”(转见北京画院编《20世纪北京绘画史》，第226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9月)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土改宣传画与抗美援朝宣传画在政治性方面有着高度一致的功能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