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敌人，如果我发现了，我就消灭他们——希姆莱
有一天，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心情非常好的时候说出的这句格言，并不只是适合希姆莱本人，它也适合整个纳粹政权所施行的政策。集中营的残忍内幕被揭开后，文明世界震惊不已。然而，时至今日，还有许多善良的德国人在问自己：这么惨绝人寰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另外还有一些人依然确信，这些野蛮的行为并没有经过希特勒允许，希特勒对此并不知情。
我敢十分肯定地断言，死亡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一切，希姆莱都明确地告诉过希特勒。希特勒把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当成是镇压，认为对其政体的稳定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这个领域像在其他诸多领域一样，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名声。他觉得把他的名字与在那些地方发生的对人类犯下可耻罪行的事情和行为连在一起是不能接受的。在这一点上，他无疑又扮演着一个虚伪的角色，他利用了大多数人的善良，其玩世不恭的态度也让人目瞪口呆。
要注意，希特勒和希姆莱之间的所有对话都是在关得严严实实的门后面，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秘密进行的，只有鲍曼时不时地被允许进去一下。
在报告会上，当有人向希特勒提到，传说在集中营里有残酷的大屠杀发生时，他总是避而不答，马上转移话题。我很少听见他回答，回答时也只是搪塞一下。他永远也不会在证据面前承认他的镇压政策是惨绝人寰的。
一天，一些将军谈起在波兰犯下的残暴行为时，对希姆莱提出了劝告。令我吃惊的是，他一边否认，一边非常肯定地说，他只是在执行元首的命令，但随即又补充说道：
“元首的人格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些事情给玷污，公开承担所有责任的人是我希姆莱。”
希特勒没有对我的话做出反应，但我感觉到我的话说过头了。接下来的日子，着名的茶会取消了，我们在说那些非说不可的话时，他都是彬彬有礼，但口气却是冷冰冰的。我的话极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没过多久，我的一位女友问他为什么不再开茶会了，他用恼怒的语气说，一个“老男人”不能企求我们为他牺牲所有的夜晚。我明白我那些冒犯他的话伤了他的自尊心。
这件事让我连续苦恼了好几个月。我终于决定向他表达我的歉意，但他冷冷地拒绝了，挖苦地说没有那个必要。我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了，不料却倒了大霉。实际上，在他的眼里，我已经不存在了。出了办公室，他总是执意地避开我，我也只好采取同样的态度。
出行的时候，我晚上总是早早地告退，免得和他单独在一起，他烦我也烦，大家都不痛快。但有一天晚上，他派一名副官来向我传达命令，要我去参加那个以他为中心的、由熟人组成的小型聚会。我把他的这个举动理解为和解的信号，但希特勒对我依然十分冷淡，毫不让步，这种难以忍受的态度持续了一个月。他这样向我进行精神折磨，显示出他只要有一丁点不高兴，就会把全部的残忍发泄到你头上，也只有他才会这么残忍。他太吹毛求疵，敏感易怒，任何一点小小的冒犯他都永远不会原谅。
到最后，他发怒的次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剧烈。暴跳如雷的时候，他会用紧握的拳头捶桌子或者墙壁，表情紧张，满脸愤恨。他劈头盖脑地泼到罪人——不管是将军还是一名小军官——头上的都是粗话，从街头巷尾捡来的那些骂人的粗话。不知情者还以为是一个普鲁士军士在对一名新兵训话呢!他大发雷霆时总是以这样的话结束：“别让我再看见你，就当你已经被解职了。没有就地枪决你，算你运气好。”
然后，希特勒很快又控制住了自己。他紧紧地闭着那两片残忍的嘴唇，两片藏在那撇小胡子下面的薄薄的嘴皮子，向手下口授他打算对罪人的惩处决定。他对反对者总是怀恨在心，非要周围的人也跟他一样仇恨那些反对他的人，甚至那些外国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当墨索里尼或者其他领导人试图说服他，对犹太人采取更加通融的态度时，他的观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希特勒在这种时候就会忘记所有的礼节，当着他的合作伙伴们的面，以最恐怖的语言来描绘犹太人的危险。他的长篇大论总是以这样的结论来结束：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犹太人。他从来不用更简明的表达法，而总是蔑视地用“消灭”二字，所以没有人怀疑其真正的含义。当他跟我们说到一些外国来访者告诉他，在他们的国家里也采取了种族措施时，他的心情总是特别的好。有一天，安东内斯库告诉他，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已经消失了，希特勒对他的尊敬之情油然而生。相反，当有人用充足的论据，旨在让希特勒明白，无论如何都不能把犹太人简单地丢到大街上或者把他们杀掉时，我看见他面无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