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出乎意料的是，日军第56师团在我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于3月28日就迅速加入同古方向作战，日军第18师团于3月29日也加入同古方面战斗，杜聿明第5军三个师实际上已稀里糊涂地同日军三个师团在交战，错把三个日本师团当一个师团来打，所以戴安澜的第200师差点被围歼，接着新编第22师、第96师轮番上场仍然节节败退。直到斯瓦阻击战期间，侦察员马玉山从日军第55师团司令部智取一份作战地图带回，杜聿明方知敌第18师团主力两个联队、山炮和重炮各一个大队加入了第55师团进攻行列，但我方仍不知第56师团已投入战场，于是自然地认为日军两个师团已经全部被吸引到中路第5军的正面，投入东线侧翼的兵力能有多少?因为通常日军一个师团主力由三个联队加其他辅助性兵种部队编成。中国统帅部和远征军指挥部对敌情的判断和随后采取的行动就是基于上述情况。因此，蒋介石过早地考虑如何实施追击，史迪威和罗卓英在同古、平曼纳、曼德勒一再固执地追求与日军会战直至崩溃，判断日军快速纵队只是两三千人的骚扰性袭击，东线暂编第55师配置分散并担任公路线警备，派出毫无作战经验新编第29师而不动用昆明附近的三个生力军驰援腊戌等等，就可获得合理解释了。
实际上，从3月20日到4月30日的作战期间，中国远征军中路主力只有四个半师的兵力(其中孙立人新编第38师稍后赶来归第5军指挥，刘伯龙新编第28师两个团后来赶到曼德勒)，有些重装备还没有运到前线，却因情况不明摆了个围歼日军三个师团的阵势，实际兵力远远达不到作战目标的要求，一旦交手，岂能不乱套?难怪何应钦认为中国远征军“自始至终均呈被动之态势”。概而言之，中国远征军在战略上和战场上失算于漏掉了一个加强的日军第56师团(该师团因得到日军第15军直属的重炮、汽车、坦克部队和第5航空师团的加强，实际战斗效能已经超过两个日军师团)，恰恰是这个师团出其不意突破我军侧翼并席卷了整个后方，导致整个远征军的全面崩溃。
如此惨败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但却在情理中，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充满不确实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
第56师团对于中国统帅部和远征军就像是“隐藏在云雾里”一样，不能苛刻地要求一定要侦察到，因为日军方面在向曼德勒作小规模迂回、还是向腊戌作大规模迂回的选择时，同样不清楚中国远征军到底投入了多少兵力。大多情况下，战争“都像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克劳塞维茨语)，那就得靠判断和经验甚至运气来弥补了。也就是说即使不明敌情，也不一定意味着失败不可避免，还可借助判断力和经验。
在情况不明甚至已经误判的情况下，史迪威和罗卓英企图不顾后方受到威胁，集中主力击败当面日军第55师团、第18师团，使深入我后方的窜犯之敌的行动失去意义，并自动落入陷阱，这个方案有其合理之处，且属于力争战场主动权的努力。虽然事后证明其判断和行动都错了，但一般战场指挥官都很难避免这样的错误，因而这种失误尚属正常范围。如果在这种险恶形势下仍能根据判断准确行动，当属极少数的名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