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的缺点，是了解中国不多，语言不畅，但外国人的优点是能看到很多材料，且以旁观者的角度。和中国人相比，我更容易见到很多与邓小平有交往的外国人，如李光耀、卡特总统等。我觉得有一种责任，要帮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赚钱，书的印税我都捐给我的母校俄亥俄威斯利大学。
记者：您是如何把握邓小平的主要性格特点的?
傅高义：邓小平访美时我远远见过邓小平，没有直接交谈。我访问过很多与邓小平有大量接触的人。邓小平的特殊之处，是思考大事，把握大方向，小事让别人干。这点他与周恩来不一样。邓小平晚上可与孩子看电视，有空打打桥牌。我运气太好，我认识的人中有冀朝铸，他是邓小平访美时的翻译，冀告诉我，在从北京飞往美国的飞机上，邓小平不跟人说话，就只是自己考虑、考虑、考虑，自己分析问题。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家人很有人情味，有时与孩子一起玩，但对部下，邓小平就有他在军队的样子，责任分明。我曾经与万里的女儿聊过，她说，父亲万里常与邓小平打桥牌，但并不觉得他们是朋友，而是上级与部下的感觉。邓属于组织者的性格，在工作中通常不太掺杂个人情绪。
记者：在分析邓小平与他的时代时，您的写作立场、原则是什么?
傅高义：我是社会学的教授，所以很注重分析问题时应考虑大局，比如全面的国际关系如何，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组织如何，还要考虑地方小组织的人的关系，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所以尽可能客观分析。
在美国，书出版后，有百分之十的记者批评我，认为我对人权问题不重视。我认为我应考虑的是邓小平更广泛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政府里的作用、在全世界的作用，所以尽可能客观地分析，了解事情情况，了解左右各派、邓的部下的看法等等。当然因为我个人对中国有好感，希望中国成功，即便如此，我也会有批评———尽可能地写全面的情况，这是我的目标。了解大局，考虑大局，客观分析，这是我做为一个社会学者的立场。当然人的性格要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着眼大局。
记者：《邓小平时代》 在中国大陆出版后获得诸多好评，也引来许多争议，您如何看待该书的反响?
傅高义：先谈美国。百分之九十的美国读者说这本书太好了，做了这么多研究;百分之十的人批评我对邓的态度太软弱。对这些批评者，我感觉他们没有看过我的书。我没想到中国国内的反响这么不错，谁能预料到啊?我开始时甚至都不知道这本书在中国大陆能不能出版，所以我想先在香港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甘琦给我推荐了四五家大陆出版社，后来我选择了三联书店，我的选择是对的。三联总编辑李昕尽可能地把我书里的意思保留下来，他们非常努力地促成此书的出版。书中有个别人的名字被删去了，我认为这样处理是合适的。美国有人对大陆版的删节表示不理解，但我认为，这书能在中国出版，是重要的事，是好事。我很佩服三联的做法，非常感谢他们。听说有读者专门去看了这本书的删节部分，其实我的观点在三联版中基本保留了，删去的内容仅不到百分之五。
记者：当别人提到您的书卖得这么好时，您看上去仍然很冷静的样子。
傅高义：我心里当然很高兴这本书能有积极的反响，说我不高兴那是撒谎。但可能我的性格已经定型。1979年，我四十九岁，因为写了《日本第一》一书而出了名，当时我还算年轻，但并没有因为出了风头而头脑发热，改变了性格。我得感谢我的妻子，三十五年前我与她结婚。《邓小平时代》出版后，她有时也会对我开开玩笑，你现在有名了!但她把我当作普通人，这点我非常感谢她。
记者：您现在主要读哪些书?读书时间多吗?
傅高义：我现在读书时间很少，很多消息主要是从网络得到。主要看的是专业研究方面的书。我看过一些中国文学作品，有鲁迅、老舍、沈从文的小说，当然，因为我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所以我特别喜欢看茅盾的小说，比如《子夜》，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