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有一种责任，要帮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我写《邓小平时代》不是为了赚钱，书的印税我都捐给我的母校。
2013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撰写的 《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后，持续风行，至去年底已售出七十余万册，并横扫各媒体和出版社多种“年度十大好书”榜单。
近日，傅高义来北京作研究与交流，在韬奋图书馆，记者采访了傅高义。
傅高义比约定采访时间早到了五分钟，喝着咖啡，和三联书店的编辑们亲切地打着招呼。他的中文极为流利，你常会错觉自己似乎是在和一个中国人说话。他专注地倾听提问，对每个或庞大或琐碎的问题均给予认真耐心的回答。这使得记者的采访非常顺畅而轻松。
记者：有关《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资料收集、采访和写作的具体过程，您在前言里提到了一些，能否再详细谈谈?
傅高义：好的。说实话，我是拉关系的(笑)。因为很多受访者不想见外国人，见了也很客气，没什么实话。最重要的关系是我利用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机会，认识了一些来哈佛的中国人而建立起来的，比如说，1998年，我邀请江泽民先生来哈佛讲演。这个活动是我个人组织的，我当时在哈佛领导东亚的研究工作。很多人反对这个邀请，但我坚持这个邀请，后来校长同意了，我就着手组织。十年前，我为了写邓小平传记，提出想见江泽民，他答应见我，给了我一个小时谈他对邓小平怎么看。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孙子曾来哈佛大学帮我工作，他在哈佛拿了硕士学位，通过他祖父的关系，我认识了《炎黄春秋》杂志的朋友们。我想多方了解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所以，我认为对支持邓的人和反对邓的人，都要与他们谈谈。那时，不少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来到哈佛，这些人我都认识。写作《邓小平时代》，我前后见面谈话了一百多人。很可惜，跟随邓小平工作几十年的大秘书王瑞林不想和我谈。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邓林与我谈过，但我没有见过邓的两个儿子。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和我谈，能谈的人我都十分努力地谈了。此外，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有很多好材料，我尽可能地看这些材料。我还去了一些地方，比如山西太行，我在那儿走了一星期，看了几个村子，到访邓小平、彭德怀住的地方，听地方上搞历史的人讲邓小平抗战期间如何组织骗日本人、与日本人打仗等，挺有意思。我去了两次邓小平故乡广安、江西苏维埃时期邓小平呆过的瑞金，也去了南昌，“文革”中邓小平曾下放南昌(1969-1973年)。
为了解邓小平的背景，我花了十年的功夫搜集材料。我写的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时代，当然是以邓小平为主。他在广东的改革试点也很重要。幸亏我八十年代曾在广东省工作过，写过《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等书，所以他的试点经验，我可以比别的外国学者多谈一些。总之，我是尽可能地利用身在哈佛的外国人优势，“拉关系”，看材料，加上自己的分析。
记者：听说您下一部著作计划要写胡耀邦传，您在做哪些写作准备?
傅高义：现在中国已有了一批党史研究者，人民大学、华东师大都有很好的党史研究，我认识杨奎松、韩钢、沈志华、朱佳木等出色的学者。我认为自己应先与那些人聊聊。他们已搜集很多材料，我可能会从这些材料开始。我也想联络一些人作些谈话，所以下周我会见胡德平等人。我还没最后定下写胡耀邦传，但我想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