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我在兰州与沈芝生相遇，他详细讲述了宋美龄到富金山前线劳军的情况。
1946年，我在迪化任新疆学院教授，并主持《新疆日报》时，宋希濂任西北行辕参谋长、新疆省警备总司令;张绍勋任四十二军副军长(后改为整编四十二师副师长)，他和我私交较好。张绍勋向我细致描绘了宋美龄在富金山阵地上的活动，以及他奉命护送宋美龄下火线到后方的情节。宋希濂向我讲述了宋美龄五次化险为夷的诸般详情，并背诵了那次宋美龄到富金山带给他的蒋介石亲笔信的内容。
1947年夏，我在南京顾祝同家遇到吴奇伟，他向我讲述了宋美龄和他的夫人火线劳军，几乎丧命的详情。1937年10月23日，宋美龄与澳籍顾问端纳在前往上海探望伤兵的途中发生车祸，宋美龄摔断了肋骨，昏倒在泥潭中。上图为宋美龄与端纳在一起
所有这些人的讲述回忆，互相印证，确凿无疑，是五次死里逃生。
可是，她在给妇指委的小姐们讲述武汉会战时，却只字未提这些情况。待我听桂永清等人讲了之后，去问她，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的，有这么几次虚惊。”
是谦虚，还是矫揉造作?我深感疑惑。
待到1947年夏，我在南京和她闲谈时，旧事重提，问她何以如此过分谦虚。
“什么过分?”她郑重说，“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搏斗，八年中在火线上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多达一千余万，我偶然上前线走一趟，何足挂齿?八年抗战，死伤官兵达三百余万;算到武汉会战也死伤四十余万。我虚惊几次，算个什么?有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