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叶青的叛变，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坊间传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叶青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不久杨壮烈牺牲。其实，杨开慧被捕之时，叶青业已在上海加盟“辛垦”，埋头译书，他似有“不在场”的证据。
暧昧与吊诡：号称“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叛变后的叶青，特别是他从创办《科学思想》到在上海从事文案时的表现，此前很长时间里，我们的叙述中都是说他“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云云。为什么指认叶青是中国的“托派”(其同伙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吴曼君、张绚中等)?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此后“宏大叙事”中的特别表达来看。时至今日，“托派”案已重新解读了，换言之，且勿论“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叶青而论，他果真是一个“托派分子”么?真正“托派”且以此自豪的郑超麟并不把叶青视为自己人。叶青自己也否认是“托派”。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有几出关于“托派”的著名诉讼案，中共长江局的王明等指认陈独秀等是“托派”、“汉奸”，把叶青也刮了进去，叶青还聘请律师登报予以澄清，后不了了之。
叶青是迟至1939年才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的，当然，这个国民党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已大不一样了。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的中国思想界，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在著名的哲学论战中，就有所谓“新康德主义”的张东荪与叶青之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不过，在左翼学者看来，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叶青“托派”的名声在外，辛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压力，叶青只好退出，另与郑学稼等组成“真理出版社”，后又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其实，叶青之所以色彩驳杂，不外是他的“反共”与当时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同，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他后来所自言，他的“反共”“是从学术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谓“不反之反”。他号称“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诏其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并且动辄拾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这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叶青”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很多人还错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学术”的问题(又有所“创新”)，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另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论理学问题》、《为发展新哲学而战》、《救国哲学》等大批哲学著作——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