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东风-3弹道导弹基地地上设施
几个月以后，即在1985年，伊拉克和伊朗扩大战争，在所谓的“城市之战”中个别向对方的人口中心发射了数十枚远程导弹。同年5月，科威特埃米尔的车队遭到了一架亲伊朗的自杀轰炸机的袭击，他在轰炸中侥幸脱身。法赫德国王对事态的发展深感担忧，于是他派遣沙特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王子前往德黑兰，向伊朗转达伊拉克的又一次停火倡议。但是，这些提议又一次遭到了野蛮拒绝。
这个不断升级的冲突现在看起来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是，这威胁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对伊朗进行了一番细致的研究之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伊朗不可能对我们发动陆地攻击。这样做将意味着穿过伊拉克和科威特南部，或者发动大规模的两栖作战。派置部队穿过海湾将需要巨大的后勤保障工，这将危险地延长或暴露伊朗的补给线。伊朗没有进行这种冒险活动的能力。它已经被牢牢地拴在同伊拉克的战争之中，不可能考虑开辟第二条战线。它也不敢冒因侵略我们的领土而触怒整个中东世界的风险。所以，看起来更为可能的是德黑兰同我们发起一场军事和经济消耗战。我们认为，它可能试图通过对我们的沿海主要攻施实施空中、海上与导弹打击来削弱我的经济，同时通过破坏活动恐吓我们。
我猜想，正是在这种伊朗使用暴力并表现出顽固不化的好战性的背景下，法赫德国王才下定决心：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提高我们武装部队和人民的士气的武器;一般不打算动用，除非万不得已才用来实施决定性的沉重打击以摧垮敌人士气的威慑性武器;一种一旦发射，就不能被干扰、不能被拦截的武器;一种使敌人在对我们进行攻击之前必须掂量掂量的武器。而又不会提出限制性条件的国家。国王的选择落到中国身上，这个决定不久以后把我送上了前往北京的旅途。
在沙特阿拉伯，这个工程开始时除了我只有一名军官一一阿卜杜拉·苏韦林中校参加，十分秘密。他同我在一间禁止其他人进入的房间办公。随后，随着我们的计划逐渐成形，更多的人被秘密地吸收了进来。我挑选的都是我认识并且过去曾经共过事的人，对他们的家庭与军事背景也都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起初只有少数几个人，却要承担巨大的工作量。为了减少怀疑，他们的工作时间同过去一样，没有变化。所有关于他们的任命、调动、薪金等等这样一些文书工作都由防空军处理，而他们穿的也是防空军的制服。随着活动的扩大，他们中的一些人必须加夜班，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宣誓保密，所以他们不能谈论自己的工作。结果，有趣的是，他们中的几个人出现了婚姻危机，因为他们的妻子确信，他们另有新欢。我自己也成了这种谣言的受害者。
为了设计贮藏和发射基地，我召集起一组军事建筑师，由一位称职的工程师阿卜杜勒·阿齐兹·纳姆拉中校领导。与此同时，大量的建造工作在中国技术人员的协助下，由沙特的私人公司承办。在沙特港口卸载导弹、炸药和相关设备时，我十分倚重可靠的苏莱曼·纳姆拉少校(不是上述阿卜杜勒·纳姆拉的亲戚)。这位专家深深打动了中国人，使他们采纳了他的方法。另一位军官阿里·舒艾比中校负责此项工程在沙特海港的管理、组织与安全工作(后来，在海湾战争中，他作为同友军的港口联络官发挥了相似的关键作用)。他帮助我巡视港口，选择合适的泊位与仓库，做伪装，制定欺骗策略以迷惑监视活动。有一次，由于害怕货物可能被破坏，我把人港的船只停在了一艘美国货船的旁边。如果有人想炸掉它。他们在行动前可得好好想一想。尽管阿里·舒艾比试图使我离开现场，但有一次我还是在码头上呆了一整夜，看着卸载液体燃料一一我们的人还是第一次处理这种东西。我亲临现场给他们打气，但我也必须承认，我当时也有些胆战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