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战场上，骑兵的多少、强弱往往成为战争胜败的决定力量。当游牧民族骑兵多时，定居民众无力抵抗，就多用车布阵，以期缓解敌方骑兵的冲击。距隋与突厥方阵战一百多年后，哥舒翰对阵安禄山，也使用了车阵。《安禄山事迹》卷下天宝十五载六月十四日条注云：
初，(哥舒)翰造毡车，以毡蒙其车，以马驾之，画以龙虎之状，五色相宣，复以金银饰其画兽之目及爪，将冲战，马因惊骇，从而攒戈逐之。
哥舒翰的毡车战法，是以画以猛兽的毡车惊吓安禄山的战马，阻挡并破坏安禄山骑兵的进攻，从而趁敌人混乱时形成反攻。现在看来，此法近乎儿戏，但是哥舒翰仓促应对从范阳直冲西进的安禄山而采取的无可奈何之策。安禄山不但“畜单于、护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而且“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范阳战马精兵无敌于天下，这支以骑兵为主力的精锐蕃胡军队成为安禄山起兵的基础，给唐以沉重打击。哥舒翰率领匆忙招募的乌合之众，自然不敌兵强马壮的安禄山蕃兵，因此，毡车法虽是下策，但哥舒翰用之，也是情非得已。由于骑兵力量对比悬殊，哥舒翰兵败，毡车法土崩瓦解，也是必然的结局了。
与哥舒翰以毡车应对安禄山相似，隋代的方阵法也是在骑兵无力抗衡突厥的形势下采取的战术。隋方阵法只想保存微弱的骑兵力量，骑兵藏匿不出，让车与鹿角、步兵组成的方阵直接面对突厥骑兵，消耗突厥力量，迫使突厥败退。这种消极防守的战术，与隋修长城异曲同工。
关于隋代修缮构筑长城，学界研究较多，一般认为隋大举修筑长城有开皇元年四月、年末、开皇五年(585)、开皇六年(586)、开皇七年(587)、大业三年(607)、大业四年(608)等7次。实际上隋修筑长城的次数可能超过史籍中的记录。如《崔仲方墓志》记载：“随(隋)文作相，令公巡行长城五千余里，废置城镇”。崔仲方是隋文帝夺取帝位的功臣，深得信任。杨坚在大象二年(580)五月任左丞相，至大定元年二月取周代之，其间数月，即派亲信“巡行长城五千余里”，表明隋文帝还未正式登基，既已开始加强长城修缮及周围城镇建设。崔仲方巡行长城，成为隋文帝建国的必要条件，长城在隋国防上的重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此后，隋多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如开皇五年，“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明年，上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七年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大业“三年七月丙子，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四年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隋构筑长城，目的在于防御突厥。隋代对修筑长城的重视，修筑长城之频繁，表明修筑长城已成为隋代国策。长城为军事防御工程，隋以修长城为国策，体现了隋对突厥的战略，即：设置守备，消极防御，而不是积极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