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杨素传》所记虽然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但从“先是”二字可知，隋与突厥交战，隋军将领均采用“方阵”这种作战方法。所谓“方阵”，即由步兵、车及骑兵三部分组成，战时步兵与战车交错，将抬着的鹿角(即削尖的带枝树木，形如鹿角，又称“拒马”)半插入地，构成方阵，骑兵位于阵中央。步兵与车夹杂鹿角组成的方阵，是为了限制和阻止突厥骑兵的冲击。故而《资治通鉴》胡注概括说：“此古法也，虽卫青、刘裕未之能易也，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也。”
关于隋与突厥作战方法，还有一条记载可供参考。《资治通鉴》卷一八〇大业三年(607)条云：
法尚曰：结为方阵，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内;若有变起，所当之面，即令抗拒，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陈(钩陈，曲阵如钩，象天之钩陈星)。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万一不捷，屯营自守。臣谓此万全之策也。
周法尚虽然是针对如何保护出行的天子所说的，但他的“结为方阵”云云，还是隋对付突厥的战术，正可补充上引《杨素传》一段记载的不足。据此可知，隋步兵与车组成的方阵，要充当壁垒，“四面外拒”，即针对防范来自外面的冲击，步兵要与车配合，车弯曲排列，间以鹿角，交错形成钩状，这样可以减小突厥骑兵的冲击力，限制骑兵的奔突活动。随着车和鹿角对突厥骑兵的阻拦，破坏了突厥骑兵的阵型，这样步兵可以冲到车外作战。如果步兵击败敌兵，在阵中间的骑兵再出来追击。这是一种保存骑兵力量的作战方法，是典型的消极防守之法。杨素抨击这种战术为“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正是对其特点的准确概括。
这种战法的消极作用，还可以举唐代一次战败的军事行动为例。《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12)云：
从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为前军总管。至鹰娑川，突厥有二万骑来拒，总管苏海政与战，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领二万余骑续至。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余人，获马二千匹，死马及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谓知节曰：“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盖决成败法耳，何为此事?自今正可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无为轻脱，致有伤损。”又矫称别奉圣旨，以知节恃勇轻敌，使文度为其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终日跨马，被甲结阵，由是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战志……师还，文度坐处死，后得除名。显庆元年(656)唐遣程知节征讨贺鲁。当时的军事力量，尤其是骑兵力量，与隋开皇大业时期有天壤之别，故而苏定方能够“率五百骑驰往击之”，驰骋逐北，横扫千军。但因王文度嫉贤妒能，在敌弱我强的局势下却采用了消极防御的方阵法，致使唐损马疲军，出师无功。王文度所用的方阵，与隋方阵法不完全相同，但同样是不求进取、避免主动出击的胆怯保守战法。这种战法在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保之策，而在唐远征贺鲁时，则成为荒唐可笑之法。王文度“结为方阵”的结果，是“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战志”，隋方阵之法的弊端也于此不难想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