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劝刘鋹向太祖称臣的最后一封信中，三次提到刘鋹的“忿”:“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与不可易之谋，殆一时之忿而已。”“愿修祖宗之谋，以寻中国之好。荡无益之忿，息不急之争”。“遏天下之兵锋，俟贵国之嘉问，则大国之义，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韵⒁印!盵刘“忿”的是什么，信中语焉不详，目前只能依靠一些零星记载分析推断。
开宝三年，宋朝建立不过10年，比年轻的刘鋹在位时间还短;赵氏篡周，绝了后周的国祚，与岭南刘氏并无“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之类的渊源。刘鋹之忿最有可能和宋军与南汉军在湖南的领土争夺有关。乾德元年(963年)三到八月间，南汉军队多次入侵宋朝在湖南的地盘桂阳和江华，被宋将潘美等一一打退。乾德二年(964年)九月，丁德裕、潘美、尹崇珂等率兵夺取南汉控制下的郴州，杀死南汉将领陆光图和暨彦赟。但若权衡利弊，损失若干州县、几位将领，比起国破家亡毕竟小事一桩。可见，刘鋹对宋朝的怨恨未必是他不肯称臣的真正原因。
李煜的书信洋洋两千言，一再规劝刘鋹称臣避祸，但他绕开了一个实质性问题:南平国祚何以不保?宋朝建国之初，南平统治者便已称臣奉贡，此后一直毕恭毕敬，任其驱使，唯恐稍有差池。但没多久，宋太祖借征讨湖南张文表过道南平之机，把南平地盘也给收了。南平政权覆灭在即，国主高继冲却以为“吾家累岁奉朝廷，必无此事尔”。而湖南的周保权，原先因受张文表威胁而请兵宋朝;但张文表既已成擒被杀，宋军仍继续南下，他的领地统统成为宋军的战利品。这两件事清楚地表明，宋太祖真正在乎的是扩大疆域而不是增加藩国;讲的是权谋而不是信义;卑躬屈膝者软化不了他统一全国的决心。
周保权是刘鋹的近邻、李煜的附庸。两位国主对上述情形可能不详细节，却不会全然无知。李煜信中关于宋朝“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贪，盖怒人之不宾而已”，未必不是有意撒谎。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对于刘鋹接到李煜信后的怒气冲冲就不会感到困惑不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