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存亡之际，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将领是南汉最宝贵的财富。不幸的是，他们连遭陷害。郴州失守后，刘鋹派邵廷琄屯于洸口，“以待王师”。邵廷琄积极“招辑亡叛训士卒，修战备”。但一封匿名诬告信便令刘鋹置邵廷琄于死地，南汉因而失去一名忠诚的将领。开宝元年(968年)三月，南汉西北面招讨使潘崇彻也“以飞语见疑”。刘鋹派郭崇岳到潘崇彻的部队暗中进行观察，并授权郭崇岳:“崇彻果有异志，即就诛之。”潘崇彻虽幸免一死，却被夺走军权。这位曾替南汉夺取和保住过郴州的功臣，从此再不肯为刘鋹效劳。
联合其他政权互相援助的策略对刘鋹来说确有困难。北面湖南的统治者是南汉皇帝的宿敌;东北和东面是臣服宋朝的南唐的势力范围;西南部政权与南汉关系还可以，但他们缺乏帮助南汉的实力。然而，如果各国都意识到合纵连横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捐弃前嫌，携手互保不是不可能。但刘鋹对此毫不介意。
刘鋹没有调动一切力量加强防卫能力，与他的耽于享乐、苟且偷安等心态有关，同时也是弥漫于南方的失败主义情绪的表现。
从五代到宋初，政权间联合对敌的计划极易败露，多不能成事。周世宗出兵南唐扬州、泰州时，南唐主曾“遣人怀蜡丸书走契丹求救，为边将所执”。显德三年(956年)，南唐主联合李重进的蜡书被后者交给周世宗。建隆元年，北汉主联合李筠的文书竟被已经准备与宋朝决裂的李筠交给了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后蜀曾经希望联合北汉，共同对付宋朝。由于使者的出卖，不但计划落空，宋朝还以此为借口发动讨伐后蜀的战争。巨大的风险使人们对于合纵连横望而却步、各顾自保，不敢贸然尝试。各国多以攀附强国为自保的主要策略，或者在臣服与不臣服强国之间进行选择，同心协力对付强敌的风气一直建立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