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称霸东北期间，类似这样在情急或危难之际，“答应日本的要求，事后多不履行”的事例极多。对这种两面外交的手段有些学者归之于张作霖的土匪性格，笔者认为这与土匪性格并无关系，这是张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施展的消极抵抗和缓兵之计。正因为如此，他为国家、民族和地方保全了许多权益，个人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之所以死在关东军之手，在一定意义上与他的这种外交手段不无关系。
对日采取两面外交手段，除了实力远不如日本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即张作霖缺少明确的政治理念。中国近代军阀是中国近代社会由封建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时期的产物，从严格意义上讲，军阀不可能提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政治理念，但这不等于军阀只知穷兵黩武。由于军阀的出身、所处环境、所受教育不同，为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战胜对手，凝聚人心，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明白意识形态的作用。尽管张作霖本人对近代意识形态缺乏深刻了解，但他却奋力利用它来推进他的事业。至少在1922年他考虑了意识形态问题，开始学习道教，并在这一年授意许兰洲杜撰一个借以团结东北人思想的“五教之合”。
尽管“五教之合”后来不了了之，但张作霖在与孙中山谈判和与王永江等新派人物交往中，也被动地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他也经常乞灵于民族主义、代议制、民主政治等概念。这在客观上为新思想在东北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系统阐述和表达的机会。这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1922年10月创办的《东三省民报》。这份报纸由张作霖发起创办，在张、日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势下，该报很快成为东北民族主义和反帝运动的先锋[15]。1924年2月，张作霖明确向日本驻奉总领事馆表示，居住在日本控制下的“关东”地区和南满铁路附属地的中国人如果违法，应由中国方面审理。为配合张作霖收回主权的努力，《东三省民报》发表社论：“怎样才能制止日警的胡闯乱杀?日警像对待牛马一样，对待东北人民，想要鞭打就鞭打，想要拘禁就拘禁……曾在台湾和朝鲜发生过的暴行现在又在东北发生了，因为他们也同样把东北看作台湾和朝鲜。毫无疑问，日人是世界上最残酷无情的人。”
1927年东北当局自建的“一个于南满铁路平行的完好的西部干线系统”逐渐成形，张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开始征收进口附加税。日本为此十分恼火，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传“二十一条”及其附约内容，攻击张作霖无视成约，最为嚣张的报纸是日本在奉天办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6月10日，张作霖下令禁止中国人购读《盛京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