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一方面构筑自己的舆论阵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削弱日本的舆论阵地，减少对国人的影响，这在近代军阀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从张作霖在“满蒙交涉”中千方百计抵制“二十一条”的态度和立场上我们可以得出他不是日本傀儡的结论，但他是不是民族主义者或反帝主义者有待进一步讨论。这主要决定于他对反日民众运动的态度。是镇压或放宽对反日运动的限制，还是彻底加入其中，这是抵制“二十一条”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因素。反日民众运动是抵制“二十一条”，唤起民族觉醒，凝聚民族力量的最有力形式，但这对于张作霖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很可能危及他自己的独裁统治，他不可能与群众彻底站在一起，他只是力图使民族主义情绪控制在有利于他的限度内。1927年的东方会议之后，日本采取强硬手段重提解决“满蒙悬案”问题，逼迫张作霖兑现“二十一条”。张控制的省议会组成“外交后援会”，此后各“法团”纷纷效仿，目标是“抵抗外国人的暴力压迫”。后援会发起国民大会，在奉天城组织了2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示威者举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田中内阁”、“打倒满蒙主义”、“反对日本在临江设立领事馆”一类的标语和旗帜。会后，示威者分头到各居民区、商业区举行讲演，号召联合抵制日货。这次反日运动得到了张作霖的秘密支持。张想借助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加强谈判桌上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
在计划举行第二轮大规模示威前，奉天街头发现了“结束军阀主义”的传单，民众的怒火烧到了张作霖的头上。加上日本公使当面指责奉天反日大示威是中国官方上层秘密发动的，暗指由张作霖发动，张遂下令禁止民众示威。”这就暴露了他不可能成为民族主义阵营一员的真正面目。所以，他无论怎样煞费苦心地抵制“二十一条”，他距离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还有好长一段路。
张因惧怕人民而拒绝考虑彻底走进民族主义阵营，他在对内战争中的失败又使他在尝试以全国之力对抗日本的企图半途而废。他拒绝了前者就失去了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广泛而有力的社会基础;他在奋力将其权势扩展到全国的时候，既想方设法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国内结盟对象，又千方百计在列强中寻求支持者。这样，他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反帝主义者。这种思想意识必然导致他在处理对日关系时采取两面派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