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发展地方经济，增强抗衡实力
张作霖在执政奉天之初，东北的中日“合办”企业迅速增加。据统计，1905～1911年的6年间，日本在东北设立的各种工厂企业有50多家，而在1916～1918年的3年时间里，新建立的中日“合办”企业就有38家之多。如“溪咸铁路公司”、“中华矿业公司”、“鞍山振兴铁矿无限公司”、“长春运输株式会社”、“满洲林木株式会社”、“开原钱业株式会社”、“中日合办惠通钱号”、“吉林兴林造纸公司”、“鸭绿江造纸公司”等等。我们从上述企业的名称中可以看出，日本已涉足铁路、矿山、森林、金融、土地等有关东北经济命脉的重要经济部门。据统计，1916年到1920年，日本为中日合办企业投资由2800万日元，增加到4亿日元，4年增加14倍。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日本资本增长如此之快，是令人震惊的。美国芝加哥日报载文称：“中国在满洲，仅存名义上之主权。北京尸其名，东京享其实。”
“中日合办事业”是“二十一条”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日本对东北实施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张作霖对此不是没有警觉，但他当时刚刚执政奉省政权，时时面临反叛的威胁，而且面临的不仅仅是复杂的内部政治纷争，更为急迫的是奉天财政金融的混乱局面。另外，还有其他原因：(1)他为发展经济急需日本的资金，主观上希望引进外资;(2)许多合办企业属于历史遗留问题;(3)他当上东三省巡阅使后，名义上统一了东北，但吉、黑两省的行政事务此时他还难以控制;(4)本身素质决定他对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的逻辑关系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进入20年代，张作霖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独立自主的态度。其原因主要为：(1)在和孙中山结盟往来中，受南方进步思想的影响;(2)东北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增强，使东北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自觉地将目光投向发展自己，而不是依赖列强;(3)“中日合办”企业对民族工业压制和排挤的现实使更多的地方实力派看清了日本的真实目的，他们要求对日本实行抵制;(4)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败，使他从紧张的战争和国内政治纷争的漩涡中解脱出来，有了一个重新考虑因失败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全盘思考东北问题的时间和条件。他的思想也逐渐接近于民族资产阶级对“中日合办事业”的认识水平：“历来的所谓日中合办事业，仅仅是在日本人的事业上加了一个名称而已，从该事业上获得实惠的也都是日本人……将来这类'合办事业'，无论是工业、矿业，还是农业，都不是中国官民的希望所在。”所以，他在政治、军事上力图摆脱日本控制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也不动声色地同日本展开了角逐。从1921年起，东三省新建的“中日合办事业”逐年减少。
在抵制中日合办企业的同时，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鉴于东北需要棉布甚多，而这些棉布多由日本供应，成为东北最大的财源外流孔道。在张作霖的提倡下，1921年9月，奉天当局动用450万元资本，开始创建奉天纺纱厂。先后从美国购进纺织机200架，而且在生产的原料原棉的来源方面，决定除用黑山、北镇和辽阳所产的外，不用外棉。这是东北地区最大的自办独立经营的纺织厂，其产品颇受国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