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作霖采取了上述种种举措，使东北的民族工业在日本的压迫和凌辱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步壮大，排日的要求也逐渐强烈。尽管张作霖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许多矛盾和冲突之处，但是，在摆脱日本控制和发展地方实业等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有了张作霖的参与和支持也就变得更加有力量了。正是这种政治权力与民间资本的结合从而使军政力量与经济实力得到了加强，使张作霖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时和“满蒙交涉”过程中变得日益强硬，终使日本极力要求解决“满蒙悬案”的野心没有在张作霖在世时得以实现。
结语
从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到1928年皇姑屯被炸，正是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操纵在军阀手中，国内政局动荡不已，12年里，中央政府首脑更换了9次，每人平均在位不到16个月;内阁改组24次，每半年一次;有26人担任过内阁总理，任期最长的只有17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政府首脑如此频繁的易人，不仅难以制定长期的政策，也无法形成中央权威，更无法对列强实行有效的抵制。而在这期间，张作霖的政治地位不仅十分稳固，且一路攀升，从民国二十七师师长到奉天督军兼省长，从东三省巡阅使再到北洋政府末代元首--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这种政治上的反差，就突出了张作霖在处理对日关系中的地位，也增加了研究张作霖与“满蒙交涉”的学术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很少有人在这方面进行探讨，一般都视张作霖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工具，甚至说他是卖国贼、走狗、土匪、“一介武夫”。其实，无论从张作霖在“满蒙交涉”中所持的态度、立场，所采取的策略、措施，以及他用实际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所代表的利益看，还是从结果上分析，都得不出张作霖“卖国”与“一介武夫”的结论。当然也谈不上他爱国，因为他爱的是权，军阀的权力是建立在所在地盘、手中的军队和所控制的纳税人基础之上的，他要攫取权力、保住权力或扩大权力，就要保护土地、武装和纳税人这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也就是国家主权的最重要的方面。因此，我们通过对张作霖围绕“二十一条”与日本展开的“满蒙交涉”时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探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