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文人也在极力渲染战争的残酷，如苏东坡曾描写了这样一个战争的画面“至于远方之民，肝脑涂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游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拆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谏用兵之疏》)目的无非一个“和”字，大宋如此富庶，几十万的岁币算不了什么?
这种安于现状，贪于享乐的思想对要求变革、要富国强兵的思想是一种强大的阻力。
四、因循守旧的思想非常严重 因循守旧的思想，在我国自古有之。从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思想，到汉代曹参的“萧规曹随”，《汉书》进行了总结“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改者，将以救急也”。(《汉书》卷二四上)宋代的因循守旧思想特别严重，祖宗之法不可变，一直难以逾越旧有的框架，在政治上、军事上表现地非常突出。
比如在政治方面，国家官吏的选择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宋代官吏的选择除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大批的官员是通过“荫功”，即靠父辈或者是祖辈的功劳来直接进入仕途。并且后一种方式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趋势。不否认通过后一种方式做官的人，也存在富有才干的人，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庸才大大多于人才。另外，在官吏的考核上，宋代在多数情况下，实行论资排辈的方式，靠年历、资历，而不是凭才干。这种人在宋代政权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成为政治改革的巨大阻力。所以，要改革官吏考核标准的寇准，任宰相不久便被排挤而去，并非仅仅为了丁谓的“捋须之恨”，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考核方式得罪了那些论资排辈的庸才他。再如，庆历新政中的范仲淹，在用人标准上提出了“一家人哭，强于一路人哭”的标准，其结果也必然是遭到了失败。在王安石变法中，对官吏的选拔标准，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党同伐异，尤其是后期，吕惠卿、章、蔡京等投机之徒的上台。战
在军事上表现地更是非常突出。自从宋太宗对辽战争失败后，宋代的君主们一代不如一代，更加懦弱无能。继太宗后上台的真宗，听到辽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后，惊惶失措，在寇准的极力鼓励下，才勉强亲征。但是，很快在有利的形势下，主动求和。签订澶渊之后盟的宋真宗，再也不敢对辽作战以雪城下之盟，而是在王钦若、丁谓之流的引诱下很快进入了东封西祀的享乐之中而挥霍无度。继真宗上台的仁宗，也不过是守成之君而已。边境上的城池，边修理坏墙都要谨小慎微。
惟一想有所振作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要富国强兵，却经不起一场对夏战争的失利，几乎是惊吓而亡。后来的宋徽宗更是荒唐，妄图借金的力量恢复幽云地区，孰不料引狼入室，导致北宋的灭亡。宋室南渡后，中兴四将尚能为宋室在军事上拼力一搏，使宋朝在军事上战果辉煌。“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的英雄气概，让人为之精神一振。但高宗为了皇位宁可不要中原，只要和约。这之后的宋室，曾有两次气若游丝的北伐，但都所用非人，在军事一直未能振作，最终亡国。战
总而言之，宋代在对外交往上一直处于下风而妥协求和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在诸多原因中，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原因是其根本原因。其他的方面，诸如北方游牧民族在作战方式上的改变，骑兵马蹬子的固定可以使骑兵在马上射箭有一个支点，而做到准确率比较高等等。
